在省直相关部门组成的多个工作组深度调研、多轮征求意见修订和省委、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的基础上，2019年2月16日，贵州省委省政府正式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的意见》及7个配套文件，形成易地扶贫搬迁“1+7”后续扶持系列文件。文件突出党建引领，紧扣政治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文化心理融合的内在要求，着力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培训和就业服务、文化服务、社区治理和基层党建“五个体系”，对搬迁后的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解除搬迁群众的后顾之忧，促进搬迁群众尽快融入安置地的生产生活，全面提升搬迁成效。
“五个体系”是继“六个坚持”“五个三”后对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再丰富、再升华、再发展，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提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是完善基层党建体系。以党的组织统领政权组织、经济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引导搬迁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围绕健全组织构架，配强干部队伍，完善工作机制，建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地基层党组织阵地。探索成立安置地党委、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同步成立综合服务中心，纳入所在乡镇（街道）管理。采取选派、聘用、招考等方式，选配好安置地党组织、综合服务中心和安置地社区专职人员。通过制定党建清单，推进搬迁地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明确每个搬迁地党支部每年培养1名以上入党积极分子，每两年发展1名以上党员。推行网格化管理，把每名搬迁群众都纳入服务范畴。黔西州按照“支部建在小区、小组建在楼栋、互助会建在单元”原则，建立基层党组织48个，同步组建群团组织65个、自治组织29个，实现组织联建、班子联抓、工作联动的格局。
二是完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将党的领导贯穿搬迁群众就业、就学、就医和社会保障全过程，加快实现安置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选配优秀教师到安置点任教，在安置点设立优质学校分校，配强师资力量，确保搬迁群众子女就近能上学。黔南州专门为新市民社区新（改扩）建公办学校68所，实现2.3万名新市民子女就地就近入学。在安置地社区建立县级医院分院或卫生室，定期组织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医务骨干到安置地开展医疗服务，开设医疗绿色通道和“双向转诊”通道，推行家庭签约医生定期服务制度，并积极帮助搬迁群众落实好参保、续保和基本养老保险养老待遇申领等政策待遇。
三是完善培训和就业服务体系。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加快组织化劳务输出和安置地产业培育，提高技能培训针对性，努力帮助搬迁群众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就业。通过培育产业带动一批、推动创业扶持一批、公益性岗位安置一批等方式，不断拓宽就业增收渠道。龙里县奋进社区成立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对妇女开展家政、烹饪培训，为老年群体开辟“微田园”，让他们不仅可以自己种菜，还能参与公司林下养鸡等项目，按劳动时间领取报酬。广泛对接发达地区城市的劳务派遣公司和相关用工企业，在山东青岛、浙江杭州等贵州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地区，依托当地劳务协作服务站建立党团组织，促进全省已搬迁劳动力就业创业31万余人。
四是完善文化服务体系。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教育引导群众的功能，不断满足搬迁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整合现有基层公共服务阵地资源，打造理论宣讲平台、教育服务平台、文化服务平台、科技与科普服务平台、健身体育服务平台，积极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引导党员干部进楼入户开展政策宣讲。习水县东皇街道党工委召开群众会、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宣讲100余场次。安置地通过公益广告、“红黑榜”、村规民约和乡风文明理事会等，教育引导搬迁群众破除各种陈规陋习、不良习气，形成崇尚科学、文明、节俭、诚信的良好风尚。
五是完善社区治理体系。从生活、物业和社会便民服务等方面入手，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对安置区域进行规范化管理。在安置地设立党务政务一站式服务大厅，充分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高服务水平。黔南州统筹设立116个便民服务站、服务联络站、服务代办点，明确7项政府公共服务、23项即办服务，下放30余项审批权限到社区站点窗口。创办“老年人活动中心”“四点半学校”，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青年志愿服务队，提供居家养老等服务。盘州市亦资街道党工委组织社区干部、志愿者开展“家访”3620人次，把服务和关怀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13]
总的来看，贵州省制定出台的易地扶贫搬迁“六个坚持”“五个三”“五个体系”政策，各有侧重又相互统一，构成了系统化、科学化、理论化的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体系，系统解决了搬迁谁、搬到哪、怎么搬、搬后怎么办等全环节、各方面问题，精准体现了中央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与贵州实际的有机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贵州特色。不仅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而且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城乡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注释】
[1]曾小溪、汪三贵：《易地扶贫搬迁情况分析与思考》，《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2]宁静等：《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11期。
[3]吴丰华、于重阳：《易地移民搬迁的历史演进与理论逻辑》，《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www.xing528.com)
[4]贺立龙：《易地搬迁破解深度贫困的精准性及施策成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5]王宏新、付甜、张文杰：《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特征——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6]翟绍果、张星、周清旭：《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演进与创新路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7]许源源：《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述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8]赵双、李万莉：《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困境与对策：一个文献综述》，《社会保障研究》2018年第2期。
[9]曾小溪、汪三贵：《打赢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攻坚战的若干思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0]李宇军、张继焦：《易地扶贫搬迁必须发挥受扶主体的能动性——基于贵州黔西南州的调查及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1]《思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回头看”》，http：//gz.people.com.cn/n2/2017/0829/c372860-30668518.htm l，人民网，2017年8月25日。
[12]《我县易地扶贫搬迁“五个三”政策措施保障易地扶贫搬迁后续顺利发展》，http：//www.sohu.com/a/208581881_99915118，搜狐网，2017年12月4日。
[13]《贵州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地党的建设“五个体系”增强群众获得感》，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9/0114/c117092-30526608.htm l，人民网，2019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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