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许多贫困群众的生存环境较差，收入水平偏低，生产和生活不便，饮水困难、不安全现象突出，[1]易地扶贫搬迁是应对这些生存性困难或发展性困难的有效扶贫手段。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善搬迁群众的生计资本结构、拓展收入来源渠道、重构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2]实现了贫困户生活、生产、社会三维空间的切换，[3]也是破解深度贫困的重要政策设计。[4]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是在多年的扶贫实践中不断发展演变的，其主要特征为搬迁基本原则由政府引导型到政府主导型演变，搬迁机制由整村搬迁到精准搬迁转变，各政策维度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体系，[5]但还存在瞄准失焦、执行偏差、衔接缺乏、力度不足的政策实践问题。[6]除了关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体系和政策过程研究，现有研究还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安置、移民后续发展和效益评估等方面，[7]虽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还有进一步深化易地扶贫搬迁研究的空间，需要在后期的研究中立足实践情况，不断拓展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8]从易地扶贫搬迁的具体实践来看，易地扶贫搬迁仍存在搬迁对象不精准、住房面积不精准、安置方式不精准等问题，[9]需要不断优化后期政策设计，加强后续帮扶举措，充分发挥搬迁群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10]激发搬迁群众的内生动力，既要让搬迁群众实现“搬得出”和“稳得住”，还要实现“能脱贫”的政策目标和社会期待。
为了进一步梳理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的系列政策，构建易地扶贫搬迁的举措体系，检视易地扶贫搬迁的脱贫成效，总结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形成“贵州样板”、传播“贵州经验”、讲好“贵州故事”的重要前提和现实基础。易地扶贫搬迁有其自身的政策演进逻辑。在理论建设层面，贵州经验的升华凝练有助于健全易地扶贫搬迁的理论体系与逻辑架构，丰富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现实内涵和发展模式，拓展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机制的作用范围和功能区间，为易地扶贫搬迁推进扶贫脱贫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方向引领，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的政治任务保驾护航，切实践行“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行动准则和共享发展成果、脱贫致富的目标要求。在实践推动层面，一是解决了贫困群众的住房保障问题，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增强了贫困群众的安全感。二是建设了基础设施完备的现代化社区，引进了多元类型的增收产业，制定了个性化的后续帮扶举措，提升了贫困群众的获得感。三是结合搬迁群众的实际需求，为搬迁社区持续性地供给公共服务，立足社区文化建设拉近群众心理距离，增加了贫困群众的幸福感。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重要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通过为贫困群众打造配套设施完善、生产生活便捷的现代化社区，塑造可持续性的社会支持空间和生计发展空间，改变贫困群众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思想理念，提升贫困群众的组织化程度，增强贫困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协同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发展建设和治理转型。(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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