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激励机制，促进内生态资源的正外部性

生态环境资源的一大特点是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加之生态建设、生态减贫的发展成果往往会凝聚成有着环境保护价值的防护生态产品或有旅游价值的自然风光，其中的观赏价值和环保价值都是全民共享和共有的财富，因此生态扶贫与环境整治都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其社会收益远大于个人收益。这些性质共同决定了生态减贫过程中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更需要创新激励机制，使生态建设扶贫与环境整治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行为，贵州省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1.争取整合生态建设资金，深入融合各项生态建设工程与扶贫工作

贵州省在退耕还林工程中，全力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将省内25度以上坡耕地、严重石漠化耕地、重要水源地、15度至25度坡耕地、陡坡梯田和严重污染耕地纳入新一轮退耕还林范围，并以此为平台调减农业结构，建设经果林基地，带动164万贫困群众人均增收2000元。在森林管理看护上，新增省级资金，多提供了5.2万个生态护林员岗位，同时扩大护林员医保覆盖范围，防止因病返贫，调动安排了更多符合条件的贫困户通过生态护林实现脱贫。在生态保护工程的具体建设中，结合实际情况推行以工代赈，为贫困户创造生态就业岗位。

通过这些举措，贵州省将生态建设、脱贫攻坚与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有机结合了起来，并以生态建设工程为基础为贫困户提供了大量生态补偿收入和生态就业岗位，把生态资源的正外部性内化到了参与生态保护的贫困户身上，使贫困户真正享受到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好处，提高了其积极性。

2.引入更多正向激励机制，调动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森林保护的内生动力 (www.xing528.com)

传统的环境整治和护林模式大多采用罚款、惩罚等负向激励来约束森林破坏及环境污染行为，贵州省更新防治观念，从正向激励的角度探索创新生态治理的激励机制，通过引入更多正向激励，将正负激励相结合以促进群众生态环保意识的提升、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显著效果。

例如在人居环境方面，贵州省江口县紧扣乡村卫生治理主体、机制和陋习三大难点，以太平镇快场村为试点，探索建立了“垃圾兑换银行”，通过“垃圾兑换积分，积分兑换商品”的形式，有效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目标，提高了村民自觉参与生态治理、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美化了人居环境，为全县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增添了动力（详见专栏一：江口县太平镇快场村创建“垃圾兑换银行”，创新卫生治理模式）。又如毕节市黔西县设置了“10+N个一批”公益专岗来维护人居环境，围绕“通村通组路清洁，没有粪便土和叶；村级阵地搞干净，公共区域好休歇”的目标，投入了4663.4万元，明确1254名贫困户家庭人员作为县、乡、村道公路管理员（保洁员）定期打扫公路卫生并获取报酬（详见专栏二：毕节市黔西县美丽乡村建设与就业扶贫相结合）。

贵州省基于正向激励构建起来的乡村生态治理机制有效调动起了村民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相较而言，负向激励的约束性更多取决于惩罚强度、监察强度及准确率，传达的信息类型是“不能做什么”，正向激励则是利用人们的积极心理去鼓励他们“应该做什么”，在管理实践中合理地配合运用这两个角度的激励机制能避免仅注重单方向激励造成的负效应，从而更好地引导民众形成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生态意识。同样在自然环境方面，贵州省开启了重点生态区位人工商品林赎买改革试点，通过租赁、赎买和改造提升等多种方式为林农提供护养林场的正向激励，缓解了商品林采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促进了重点生态区位生态公益林的质量提升与生态功能增强，实现了社会得绿、林农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