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商及其子弟从政特征分析

近代“客商”多是创业商。因为客家人独特的人文情怀——崇文重教，经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客家人传统意识里，读书入仕才是正途。因此，“客商”们成功以后，大多或从政或作乡绅，子女多读书治学或从政，较少形成专业的商业家族。比如郭沫若家族，最初是“跟马帮”，到后来“开马帮、办驿站”，再到后来的“凿盐井”，最后定居乐山沙湾镇，“亦商亦农”。到郭沫若的曾祖父，郭家已是殷实的富商之家。郭沫若说：“我们的家产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积累起来的。”[6]但到郭沫若的祖父辈上，沙湾郭家弃商重教，考科举，走向仕途。同治八年（1869），郭沫若的大伯父郭朝瀚就考中秀才，成为沙湾郭家第一位获取功名者。此后，郭沫若的堂伯父郭朝佐更是走出国门，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成为同盟会初创时的会员。日后，他还任孙中山秘书、四川统捐局局长等职，成为沙湾郭家第一位身居高位者。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虽然读书不多，未获取功名，但却十分重视子孙教育。他常以“子孙勿得废读”“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为家训。[7]他花大本钱在自家后院开设私塾“绥山馆”，聘请当地名师来家塾教授子侄。后来，他把自家全部儿子都送到外地求学。因此，在父母的督促教诲下，郭沫若这一代英才辈出。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是清末秀才，留学日本，归国后，钦赐为“法科举人”，长期在司法部任职。郭沫若的二哥郭开佐是清末留学日本的武备生。郭沫若的堂兄郭联升，年仅12岁就考中秀才，被人誉为“神童”。而郭沫若如果按照家长的意愿，应该是考功名做官，而他后来成为“革命家”和享誉一代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则是时代变迁之功。

韩素音（原名周光瑚）的祖先也是如此。当他们在郫县站稳脚跟后，便谋求在成都发展，开起了“广兴行”商行，主要靠经营烟草生意走上发家道路。周氏发家后，便重视对子孙的教育，希望他们弃商从政。入川周氏从第四代开始，便科举显名，如“有名东森者，善书法，旧时新繁龙藏寺有其碑刻数通”[8]。韩素音的曾祖父周道鸿、叔曾祖父周道洽，兄弟俩均名重一时，同为尊经书院高材生，同被四川学政谭宗浚所赏识。谭宗浚《尊经十七少年歌》中所表彰的十七位高材生中，他们兄弟就占了两席。日后，周道鸿担任锦江书院监院，周道洽担任南充教谕，均有所建树。到了韩素音的父辈，更是英才辈出。其伯父周炽，品学兼优，以拔贡游学日本，可惜英年早逝。其三叔周焯，早年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后选送至保定军官学堂深造；但其一生不沾军界的边，而服务于金融界，成为金融家，曾任四川银行和美丰银行的董事长。其四叔周澧，早年毕业于北京高师，毕生在成都办学，成绩卓著，受到时人称赞。其父周炜，排行第三，早年留学比利时，学成归国后，成为我国现代著名的路矿工程专家，曾任建工部设计院总工程师。而韩素音同辈的兄弟姐妹中，也不乏人才。其堂弟周光炯，留美博士，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航空工程专家。另一堂弟周光地，留英博士，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究员，物理专家。又一堂弟周光墉，电信工程专家，曾任四川邮电管理局总工程师。堂姐周嗣平，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而韩素音本人则成为国际知名作家。[9]

目前，东南亚最有名的几大“客商”家族有：泰国的伍氏（伍淼源）家族和谢氏（谢枢泗）家族、印尼的梁氏（梁密庵）家族、马来亚的戴氏（戴欣然）家族和郑氏（郑景贵）家族等，都不是单纯的商业家族，而是政商合一或政商学结合的家族。尤其是从政，是“客商”及其子弟发展的首要选择。有些“客商”是自己直接从政，是谓“仕商结合”。比如张弼士于1893年被清廷委命为首任驻槟城副领事，翌年升任新加坡总领事，后一直在仕途积极发展，做到太仆寺正卿、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戴头品顶戴，后又任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及南洋宣慰使、约法会议员、参议院参政、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等。当时南洋各地的“客商”领袖要么在殖民地担任官员，许多人担任过“甲必丹”（本意为“首领”）；要么回国捐资，在清政府担任官员，比如驻槟城的清政府领事基本上是当时的“客商”领袖[首任张弼士、第二任领事张煜南（榕轩）、第三任领事谢春生、第四任领事梁璧如及第五任领事戴欣然]。清朝被推翻后，中华民国也延续了领事制度。中华民国驻马来亚的首任领事戴淑原即是清朝最后一任领事戴欣然的次公子，他从1912年担任领事直到1930年，其间其兄戴芷汀曾一度任代领事（1920—1922年）。还有后来的李莱生等。有些“客商”还让子女从政，最典型的是美国“客商”廖竹宾家族、钟木贤家族等，子女基本上全部从政，不再经商。很多“客商”家族在第二代就已经演变为政治家族，像朱梅麟家族、许玉寰（科拉松·阿基诺的曾祖父）家族、李光耀家族等。

现代海外“客商”及其子弟，基本上已加入侨居国的国籍，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华裔，他们走向政坛，不仅展现了“客商”杰出的组织才能，而且也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道璀璨的风景。他们有的成为所在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有的是地区领导人或政府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大法官，他们不仅为所在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而且也在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合作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纵观他们的经历和成功之路，总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1.系统地接受过中西方教育，有良好的人文素养

尤其是早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造就他们深厚的从政素质，加上欧洲的学历教育，使他们在所在国的政治精英地位更加突出。由于游历广泛，他们大都通晓多国语言。语言是沟通的载体，擅长沟通和表达对从政者尤为重要。比如，毛里求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广东方言是华侨华人的通用语言，英语是官方语言，法语也普遍使用，克利奥语则是岛民最常用的口语。从政者只有懂得多种语言才能与各民族人民进行沟通，取得各族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在竞选中胜出。良好的教育素质和文化素养，使从政的“客商”及子弟在外交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才能。

2.出身商家，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深厚的社会资源(www.xing528.com)

他们的父辈，基本上是成功的商人，有些甚至是当地的开埠者，家族资本雄厚，既可以让他们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也为他们在当地留下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这对他们在东南亚及南部非洲这样的“议会内阁制”国家，议员凭“简单多数制”选举产生的政体从政有很大的帮助。

3.大都拥有深厚的中华情怀

在“客商”中，中华文化的历史影响是他们一种自豪的资本。他们大都明确表示：中国是他们的祖国，他们以中华文化而自豪。有的多次回乡祭祖或省亲；有的尽力促进中国和所在国的友谊与合作交流；有的大力支持中国的国际活动，尽力维护祖国的形象。

4.大都在知天命之年达到事业的顶峰

良好的文化素养、欧美名校的学历、丰富的阅历和社会背景，使他们能够很快在政治舞台展示魅力，取得成功，在知天命之年达到事业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