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支持民族文化和体育事业

从历史学和人类学角度讲，所谓“客家”“客家人”的概念，实质上起源于一个历史移民现象。但客家不同于一般移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客家人以崇文重教为传统，十分重视文化。“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客家人以客家话为认知纽带，语言是文化最直接的运用和体现。客家人迁徙的重要贡献就是文化南下，史学家称为“衣冠南渡”。“客商”是以文化为沟通的商人群体，这是“客商”不同于其他商帮的基本特征。弘扬中华文化一直是“客商”的优良传统，

体育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构成。“客商”在海外开拓，是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华人群体之一。他们希望通过体育运动增强民族体质，摆脱“东亚病夫”的耻辱，同时以体育精神振奋民族精神，促进中华崛起。近现代“客商”领袖大多数是国民体育事业的热心支持者，不仅在20世纪培养出“亚洲球王”李惠堂这样的世界级明星，而且许多“客商”长期担任各种体育协会会长、名誉会长，资助国民体育事业。比如泰国“客商”领袖、中华总商会主席郑明如，长期兼任泰国射箭总会主席、亚洲地区射箭总会名誉主席、泰国奥林匹克体育委员会委员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申办奥运过程中，“客商”领袖曾宪梓功不可没。

1.“客商”与民族文化事业

客家人历来“崇文重教”，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形成“客商”文化深厚的“言商向儒”本质。“客商”追求或儒商合一或先贾后儒。前者如谢逸桥、谢良牧兄弟等，他们本身就是学者；后者如张榕轩、张耀轩兄弟等。张氏兄弟在商事之余，不忘读书修身，于1901、1911年先后出资辑录刊成嘉应五属的《梅水诗传》初集、续集共13卷，并鼎力捐资支持翰林院检讨温仲和总纂编成的《光绪嘉应州志》。张榕轩著有《海国公余辑录》6册和《海国公余杂著》3卷留世。从近代“客商”开始，“客商”领袖大都有博士或荣誉博士衔，或受聘于大学客座教授、荣誉教授。这既是“客商”崇文的表现，也是热爱文化的表现。张弼士初到南洋时，曾发过这样的感慨：“大丈夫不能以文学致身通显扬名显亲，亦当破万里浪，建树遐方，创兴实业，为外国华侨生色，为祖国人种增辉。”这是对“客商”儒商本质崇文意识的概括。

（1）弘扬客家文化，建设梅州“文化之乡”。

早在20世纪30年代，胡文虎就资助罗香林等人创立“客家学”，要求对客家人和客家精神予以系统的研究，使客家族群有自己的历史叙述，这从客观上大大推进了客家族群共同意识的塑造。南洋客属总会成立后，胡文虎在组建分会时，就以宣传客家文化为其基点，特别是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出版后，胡文虎就以此宣扬客家族群意识，“号召各地属侨，组织公会……受总会派遣，至本洲推销《客家研究导论》，乘机宣传督促，成立了北婆罗洲西海岸客属公会”。[18]胡文虎还非常重视“客家精神”的提倡，在《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上，他还特地写了一篇专文详细地分析“客家精神”，以“刻苦耐劳之精神”“刚强弘毅之精神”“劬勤创业之精神”“团结奋斗之精神”为主体，希望通过这些精神将客家族群联系在一些，“自昔结集团体，首贯各会员有共同精神”。[19]胡文虎对客家族群意识的这种演变趋势推动甚多，他在总结客家精神时就一直将其与中华民族意识的兴起相提并论，“苟化此精神而光大之，其有裨于我中华民族之发展者正无穷也”，“然后进而为民族国家发扬广大之成员”。[20]“扩而大之，使成为中华民族之精神可也。或善而运用之，使成为救国精神，亦无不可也。”[21]胡文虎修建虎豹别墅也强调民族文化，“星洲、香港两地兴建虎豹别墅，虽属私人住宅，但却终日开放免费供人游览，而且别墅建筑形式采用我国古典建筑之精华，使外国人有机会得以欣赏中国文化之优美，而又非可见区区一商人竟能有此住宅，至于广置房产以遗子孙更非所愿”。[22]至于创办报纸，其用意则更为明确，就是在于沟通华侨与祖国的信息，弘扬中华文化。“念华侨文化事业，必须与祖国文化机关常相联络，常通声气，方足增其效果。因是先后于汕头开办星华日报，厦门开办星光日报，以与海外报业沟通。”[23]

历史上，梅州被称为“文化之乡”，很大原因是因为梅州地区教育发达，文事昌盛。到了现代社会以后，文化发展多元化，社会主流文化已经不同于传统社会。梅州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与外部社会文化沟通交流不畅，文化建设面临新的挑战。但由于海内外“客商”的大力支持，梅州文事长盛不衰，仍然拥有“文化之乡”的美誉。

客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是汉族文化的重要延续，被誉为“古中原文化的活化石”。弘扬客家文化，加快客家文化的转型建设，对于我国文化发展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海内外“客商”出钱出力，邀请梅州的文化工作者到海外考察学习，并资助其出版研究书籍；资助重大的文化研究项目和出版研究成果；资助建设图书馆和博物馆；资助国内外学术考察团体来梅州考察，研究传播客家文化；资助恳亲大会，加强文化交流。进入21世纪以后，海内外“客商”响应梅州市委、市政府建设“文化梅州”的号召，大力资助文化设施建设。东山教育基地成为新世纪梅州城区的亮点，大量的文化设施在那儿落成：中国客家博物馆、黄遵宪纪念公园、客家公园、院士广场、艺术学校等使新世纪的“文化之乡”大放光彩。2008年，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著名“客商”梁亮胜先生捐资1000万元、总投资2500万元的东山教育基地标志性建筑“亮胜客家艺术中心”落成，更使梅州文化建设焕然一新。

1992年春，85岁高龄的旅港爱国侨领、“客商”领袖廖安祥先生，把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组织“港九大营救”中被营救的文化名流为感激他而赠送的103幅价值连城的书画艺术品一幅不留捐给嘉应大学珍藏，其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郭沫若、茅盾、刘海粟、吴作人、李可染等大师级名家的真迹。如此大规模的大师级作品集成，在全中国高校中都是少有的。这不仅对嘉应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师生艺术培养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梅州市的文化建设也是重大贡献。

（2）举办文艺活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姚美良（1955—1999年），广东大埔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常委、马来西亚太平局绅、南源永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多次捐款支持文化事业。1990年，他独力举办“纪念黄遵宪先生当代书画艺术国际展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展出。后又在国外许多华侨华人集中的名城巡回展览，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热烈欢迎。

黄遵宪（1848—1905年），广东梅州市梅江区人，清末启蒙思想家、政治改革家、卓越外交家、著名诗人。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林则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黄遵宪则是真正走向世界第一人。

黄遵宪一生游历日、英、法、意、比、美、新加坡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区，亲身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他站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高度，理性地把握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国情，积极主张维新变法，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却矢志不渝，坚信“滔滔江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的革新之道。他一生主要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撰写《日本国志》，在中国首次较详尽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并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政治思想，投身于中国的改革事业，参与和推动维新变法运动；二是提出“我手写我口”，创作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是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开路先锋；三是在担任清政府驻日本、英国参赞、驻美国旧金山领事、驻新加坡总领事期间，他以一个弱国外交官员身份，敢于同殖民主义者抗争，做了不少保护华侨利益的好事。美国的爱国侨领司徒美堂曾这样称赞黄遵宪：“黄遵宪是旧中国历来驻美外交官中唯一能够做保护华侨工作的人。”

李鸿章在1876年初见黄遵宪时誉其为“霸才”，后观其《朝鲜策略》言“自强之道，在实力，不在虚饰”，以及其所提出的以结约、通商、富国、练兵诸事为朝鲜“自强之基”，关键在于学习西法，大加赞赏。梁启超与胡适分别在所著《饮冰室诗话》和《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黄遵宪高度赞誉，称其为“诗界革命”的旗帜。他们对黄遵宪的评价对后世影响深远。钱仲联先生高度评价黄遵宪诗：“其天骨开张、大气包举者，真能于古人外独辟町畦，抚时感事之作，悲壮激越，传之他年，足当诗史。”钱钟书论黄遵宪诗说：“《人境庐诗》奇才大句，自为作手。”“近人论诗界维新，必推黄公度。”[24]谢冕认为，“黄遵宪是为上个世纪末中国诗画上一个有力的句号的诗人”[25]，是“19世纪中国最后一位伟大诗人”[26]。

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问香港时，引用黄遵宪诗《赠梁任父同年》：“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鼓励港人团结爱国，得到海内外同胞的共鸣。

这次书画展，通过展示海内外100多位书画名家的特长、风格，以及100多幅鸿篇巨制的大型展览，再现了黄遵宪的一生经历和诗歌作品，反映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历程、海外侨胞血与泪的悲惨处境，传扬了黄遵宪忧国忧民，不懈致力于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在全部书画艺术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展现黄遵宪在海外担任外交官员期间，爱护侨胞，重视社团，保护华工，以及不畏强暴抵制排华恶浪的动人事迹。例如《南洋风情》《南洋少女》《新加坡杂诗》《华工血泪》《香客篇》，以及巨型国画《生民》等，都是震撼侨心、感染力极深的佳作。黄遵宪先生虽然早已作古，然而他持节不屈，凛然正气的护侨精神，至今还深深印在海外华侨的心中。“纪念黄遵宪先生当代书画艺术国际展览”在海外展出后，海外华人华侨深受感染和启迪，其爱国热情大受鼓舞。像这样在华侨社会影响广泛、评价极佳的艺术活动，是前所未有的。

1994年，姚美良又筹办《孙中山与华侨》大型国际书画艺术展。在广州开幕后，先后在北京、天津等10多个大城市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及新加坡展出，此举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姚美良在介绍筹办的构想时说：“这次展览的主题不仅可以反映孙中山先生为救国救民鞠躬尽瘁的伟大精神，而且可以体现华侨对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体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血肉关系，将有利于发扬前辈华侨关心祖国命运，为振兴中华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将有利于团结海外华侨，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与现代化建设共同努力；将有利于促进新一代华侨对祖国的理解和关心，增强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感情；同时，对海峡两岸以及海内外华侨华人的交流与合作，也将起到促进作用。”

这些文化艺术活动，不仅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们爱国热情，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整合。

2.“客商”与民族体育事业

（1）胡文虎是民族体育事业的热情支持者。

胡文虎对体育运动怀有浓厚兴趣，曾出任香港中华体育会名誉会长，鼓励体育运动，不遗余力。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他在新加坡多次倡议组织“新加坡中华体育会”“星洲华侨体育总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平时，各地体育团体和各类球队来新加坡参加比赛，他无不热情招待，提供便利。如1928年至1929年，上海暨南大学足球队和复旦大学足球队先后远征海外，他都安顿于其私人别墅下榻，并设宴招待。至于篮球赛、羽毛球公开赛，甚至武术竞赛，他多亲临观看，并赠奖杯、银盾等，以资鼓励。1935年秋，上海举办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胡文虎除赞助2.3万元外，还亲自率领马来亚华侨选手回国参加竞赛。除了赞助体育团体的建设和活动经费外，他也独资修建体育设施，如新加坡的虎豹游泳场（1931年开幕）、海南岛海口白沙游泳场（1936年开幕）、福州体育场（1936年竣工）等。对于民族体育运动的发展，胡文虎功不可没。

（2）“客商”资助梅州组织“强民体育学会”，推动山区体育事业的发展。

被誉为“足球之乡”的梅州侨乡受早期传教士和“客商”的影响，体育运动比较活跃，体育运动项目较多，主要有：游泳、划船、武术、下棋、登山、舞龙、舞狮、足球、篮球、乒乓球、田径、体操等。梅州的体育运动最早起源于中、小学校，进而带动民间群众体育运动的发展，总体水平较高。

早在辛亥革命前夕，海外“客商”领袖谢逸桥、谢良牧、温靖侯等人为了给革命培养具有强壮体质的军事人才，联合同盟会革命党人在梅州松口走马岗温氏桂庐设立“体育传习所”（属军事学堂），训练学生军事武术和日常体育，这是广东省最早的体育学校之一。它的创办，不仅培训了一批参加辛亥革命乃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人才，开创了军事和体育相结合的体育学校的先河，而且也是“客商”创办体育学校的开端、梅州近现代体育运动的开端。

在海内外“客商”的支持下，1958年梅州第一支女子足球队在梅县松口中学诞生。1964年梅县被确定为全国开展足球运动10个重点县之一。1989年，梅州市委市政府联通海内外“客商”，创办了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足球运动学校之一的梅州市足球运动学校。

1929年，“客商”及其侨眷在梅县创办了“梅县强民体育会”。首任会长是印尼“客商”归侨温集祥。活动经费主要靠海外“客商”的赞助。梅县强民体育会自成立以来，取得优异成绩，为梅州侨乡的体育运动发展起到了带头作用。

1935年，以梅县强民体育会队员为主组成的梅县足球队首次参加第十三届省运动会，荣获全省联赛冠军。不久，旅港嘉应商会会长林翊球邀请梅县足球队访港，从而拉开了梅州和港澳足球往来的新篇章。1937年，梅县足球队在第十四届省运动会上蝉联全省联赛冠军，旅港嘉应商会会长林翊球再次邀请梅县足球队访港，并请“亚洲球王”李惠堂为队员传授球技。梅县足球队还与香港南华队比赛，又以2∶1战胜英国驻港海军足球队，此为梅州足球队和港澳足球队的首次交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该会号召全体会员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中去，除以足球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外，还以戏剧、音乐等进行大力宣传，将所得门票收入全部捐献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强民体育会还出版《燎原》月刊，发行《正义报》，主办工人夜校等活动。

广州沦陷后，广东省政府迁到韶关，1941年在韶关举行“汉魂杯”全省足球赛，梅县以强民会队员为主力参加比赛，结果以4∶0战胜强劲的宝安队，夺得“汉魂杯”全省足球赛冠军。广东省以梅县队为主，代表广东访问衡阳、桂林，取得全胜。1946年11月，梅县举行战后第一届运动会，梅县强民体育会是筹备运动会的核心，并参加比赛，取得良好的成绩。1947年，广东省第15届运动会召开，梅县侨乡以强民体育会为主，组织选拔男、女篮球、男子足球、田径30余人组成梅县体育代表团参加省运会，其中以强民会队员为主力的男足获得第三名。

新中国成立后，以强民体育会会员为主力组成的梅县足球队，两次代表广东省参加中南区足球赛，均取得好成绩。1955年，“强民”队在武汉举行的全国分区足球锦标赛中，荣获冠军。1956年，国家体委授予梅县侨乡“足球之乡”的光荣称号。

从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强民体育会停止活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民体育会恢复活动，其时，香港嘉应商会的“客商”鼎力资助复会活动经费。

1980年换届选举，温集祥仍被选为会长。复会后的强民体育会仍以足球为中心组织体育运动，连续三年举办“强民杯”公开组、中学生组、小学生组（含男、女）的足球锦标赛。1983年，该会还发起倡议，开展“足球年”活动，致力于培训青少年、儿童、女子足球。会务也有很大发展，有会员400多人，在松口、丙村、扶大、西阳、白宫、畲江、城北等乡镇设立分会，与此同时，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也成立“强民之友”。(www.xing528.com)

1980年，香港嘉应商会为祝贺“强民”成立51周年，捐资17万港元，会友黄雨柏先生捐6万元，兴建强民体育办公大楼及旱溜冰场，经费不足之数由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霍英东先生负责。

1984年，香港嘉属商会为“强民体育会”55周年庆典活动赞助经费，派代表团前来祝贺，并商议兴建梅县人民体育场有关事宜，霍英东先生特派其公子霍振霆前来祝贺。

梅县强民体育会的发展，得到了梅州籍“客商”领袖的大力支持，印尼侨领丘元荣、丘陶荣、丘佐荣、刘宜应、刘家祺与中国香港曾宪梓、刘锦庆、陈云康、温仁才、罗焕昌等76位乡贤及裕华国货公司等9家公司为梅县强民体育会的发展壮大贡献了力量。1979年复会以来，香港曾宪梓、刘锦庆为强民体育会的振兴，积极发动海外侨胞，中国港澳同胞捐资捐物，并亲自率领香港愉园足球队为梅县强民体育会复会及成立55周年助兴。

新中国成立前，梅县籍“客商”集资在梅城东较场开辟了大型体育场，成为足球健儿训练和比赛的场地，但未有看台。1985年，港澳同胞曾宪梓、刘锦庆、刘宇新、罗焕昌，华侨陈云康、李达文、熊德龙等捐资200万港元，兴建了梅县人民体育场13级看台，可容纳1.7万多观众。此后，又捐资230万港元兴建了各可容纳1.2万人的兴宁县人民体育场和五华县人民体育场的看台。

梅州侨乡的运动员曾在各种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为祖国人民，为侨乡人民争得了荣誉。他们在亚运会上获得金牌1.5枚，银牌0.5枚；在全国重大比赛中获得冠军15个，亚军18.5个，季军13.5个；在全省重大比赛中获得冠军181.5个，亚军208个，季军212.5个。

在重大国际比赛和国家级比赛中，不少梅州侨乡队员为国家队和省队夺得优异的成绩添砖加瓦。1936年，“客商”蔡演雄被选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篮球队主力队员，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梅州各地有目的地重点培训，许多项目涌现了拔尖人物，为国家和省队输送了许多人才。据梅州市体委统计，1949年后，全市共输送了170人到国家和省队，其中足球运动员124人。入选国家男足的有谢育新、曾繁钦、伍文彬、池明华、郭亿军、张小文、杨宁、黄建良、黄德保，女足有吴伟英、李小兰、李雪峰，国奥队的有李玉展。体操队的有李莉、钟勤，羽毛球队的有陈其道。

广大华侨、港澳台同胞除对梅县强民体育会的关心支持外，对梅州市的体育事业亦贡献良多。20世纪50年代，“客商”筹募一批足球、足球鞋、球衣、大小银杯及体育设施捐赠给梅县各学校开展足球运动和作奖品之用。

改革开放后，海外“客商”曾宪梓、刘锦庆、罗焕昌、刘宇新、熊德龙、李贤源等捐款，在梅县、兴宁、五华等地举办“宪梓杯”“焕昌杯”“宇新杯”“强民杯”等足球赛。同时还有众多旅外“客商”为梅州市各地中、小学校修建足球场和购买体育器械等，支持“三杯”（萌芽杯、幼苗杯、希望杯）足球运动。1983年，梅州市三支少年足球队进京参加决赛，取得优异的成绩，曾宪梓先生还对“三杯”的培训提供经费，使梅州侨乡历年参加全国少年足球“三杯”赛的战绩辉煌。

广大“客商”及海外同胞为振兴梅州侨乡体育事业的发展，不仅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侨乡各地兴建大型体育场馆，而且还引荐国家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以及香港愉园足球队、东升足球队等来梅访问比赛，大大提高了梅州的体育水平，为促进梅州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据统计，从1979—2003年，梅州籍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捐赠给梅州体育事业方面的资金近亿元人民币。[27]

（3）作为“亚洲球王”的“客商”李惠堂。

李惠堂（1905—1979年），字光梁，号鲁卫，出生于香港铜锣湾大坑村，是20世纪初香港“客商”领袖、建筑巨商李浩如之第三子。1912年，6岁的李惠堂被父母送往中国梅县接受基础教育，并在该地自学足球球技。1917年，他返回香港，于皇仁书院接受西式中学教育。1922年，在香港学校“夏令营杯”足球赛中，17岁的李惠堂展现了高超的足球技巧，带领学校球队获得佳绩。担任前锋的他因入球数惊人，赛后即被吸收为香港南华体育会甲级足球队队员，并参加该地的甲级足球联赛。

1923年，自学校毕业的他开始了他的职业足球生涯，并以称职的前锋角色帮助所属足球队获得沪港埠际赛、上海甲级联赛等赛事冠军。1925年年初，他加入上海乐华足球队，成为早期的上海职业足球球员。同年5月，第七届远东运动会于菲律宾马尼拉举行。在足球项目赛事方面，阵内包含李惠堂诸多足球名将的中华民国足球队一路挺进决赛。在与菲律宾对决中，李惠堂演出帽子戏法的独进三球，让中国球队以5∶1的悬殊比分获得该届冠军。此后，以他为队长的中国球队于第八、第九、第十届连续获得该赛事冠军。在1934年的远东运动会的中日足球决赛中，29岁的李惠堂更是踢进关键一球，使中国球队以4∶3的分数获得胜利。因为他的优异表现，20世纪30年代的国内有句流行语：“睇（看）戏要睇梅兰芳，睇波（球）要睇李惠堂。”自此中国足球球王李惠堂的别号不胫而走。

除了代表中国球队参与重要比赛外，李惠堂对推广足球运动也极为热心。1929年，他以兼任复旦大学足球教练与中国足球协会主要成员身份提出“足球即国球”的概念。源于此概念，他在许多场公开演讲中，不但指出足球可以促进中国体育风气，也认为中国人的体型绝对适合于发展足球这项世界主流运动。

1936年柏林奥运会，李惠堂以队长身份带领中国足球队以亚洲第一的成绩进入会内赛，不过在单淘汰预赛中以0∶2败于英格兰队。

1940—1950年期间，接踵而至的中日战争与国共内战，不但让中国足球发展停滞不前，也让李惠堂的足球生涯受到严重影响。受1940年的战事影响，李惠堂从上海转往香港，而1941年日军占据香港后，李惠堂再避难至广东。不过在此期间，他仍积极参与推广足球活动。1945年“二战”结束，李惠堂返回香港球坛。因中国时局仍颇为混乱，李惠堂只能带领香港南华球队转往东南亚比赛，并获得十连胜的佳绩。

1948年，43岁的李惠堂宣告挂靴退役，并在香港创立华人足球裁判委员会。此后定居香港的他转任足球教练，在1954年与1960年两届亚洲运动会中，他亦以教练身份率领港台两地联队击败日本、韩国等强敌获得冠军。除此，他晚年协助创建的台湾木兰女子足球队亦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与80年代初期称霸于亚洲。从1965年起，他担任国际足球联合会副主席一职，并成为首位担任该会副主席的华人。因在将近20年的赛球经历中，于各项公开赛事中入球超过2000球，1976年出版的西德足球杂志，曾将李惠堂评选为20世纪的世界5位“球王”之一，与巴西贝利、英国史丹利·马菲士、西班牙阿尔弗雷多·迪·斯蒂法诺及匈牙利普斯卡斯齐名。人们普遍认为，他不但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足球风气的带领者，而且也是开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甚至亚洲足球运动的主要功臣之一。

1931年，李惠堂到印尼经商。1934年从印尼返港不久，他出任中国足球队队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惠堂回到香港，继承父业，担任香港成大银行副经理及惠明建筑公司董事长，还被香港政府委任为服务委员，不久又出任香港民众安全服务处处长。李惠堂多才多艺，书法诗词功底颇深，并从事写作及电台、报刊等媒体的体育评论工作。主要著作有：《足球经》《球圃菜根集》《足球技术》《足球规则诠释》《杂果盘》《香港足球五十年》《足球登龙术》《足球读本》《鲁卫吟草》《南游散记》。

1989年，梅州人民大会堂落成时，李惠堂同宋湘、丁日昌、黄遵宪、姚德胜、丘逢甲、张弼士、罗香林一起被推为“梅州八贤”，雕铸铜像立于梅州大会堂中，永志纪念并供后人瞻仰。1994年9月，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政府将李惠堂祖居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房舍内举办“球王李惠堂”小型展览。

4.曾宪梓与中国体育事业

曾宪梓不仅全力支持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资助人。曾宪梓利用家乡梅州是“足球之乡”的优势，投资兴建足球场，捐资举办足球邀请赛，资助各大足球队外出比赛，甚至构想办足球队或者足球学校，试图探索一条腾飞中国足球事业的路子。他曾感慨地说，“从某种角度上说，足球运动象征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否”；“我要以发展金利来事业的精神和能力来全力支持和发展中国的足球事业。我认为这是我为祖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希望能在我的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28]

热爱足球的曾宪梓不只局限于对中国足球事业的关注，对于中国的整个体育事业，他都不遗余力地倾注了他的满腔热情。无论是洛杉矶奥运会还是汉城奥运会，曾宪梓都亲自设计、亲自选料，制作出数千条绣有中国奥委会会徽的深红色优质领带，赠送给中国体育代表团。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满载而归，获得辉煌的成绩，名列世界第四，曾宪梓兴致勃勃地给每一位荣获金、银、铜牌的运动员以及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发放巨额奖金。

1992年12月22日，曾宪梓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决定出资发起“金利来、银利来偕百家名店支持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大型活动，并以“您的签名将作为中国人民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的见证，而被收入中国体育博物馆”为号召，把1993年元月定为支持“奥运活动月”。曾宪梓说，“贫穷和落后的国家是没有能力举办奥运会的。今天的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的运动员也早已在世界体坛占有重要位置，所以我们可以挺直腰板，向世界宣布：中国有条件、有能力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支持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不是口头说说就算的，中国作为拥有11亿人口的大国，所有的人民以及海外的炎黄子孙都殷切祈盼着奥运会的圣火在中华大地点燃”。

曾宪梓发布新闻的第二天，北京百货大楼举行了隆重的首签仪式。当天早晨，北京百货大楼门外广场彩旗招展、鼓乐喧天、人如潮涌，成千上万名热心者会聚在大楼广场中，争先恐后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现场气氛空前热烈，给冬日的北京带来了一股暖流。曾宪梓和自发赶来的各界人士以及全国400多家名店的代表参加了首签仪式。在首签仪式上，国家体委副主任、北京奥申委常务副主席何振梁称赞说：“这一首次由企业发起的支持申办奥运的活动，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申办奥运的决心和信心，为全社会支持申办奥运开了个好头。”

在曾宪梓的积极倡导下，全国各大城市和各大商店纷纷张挂横幅，张贴宣传画，设置支持奥运签名簿，广泛征集签名，并举行多姿多彩支持奥运等系列申办活动。

一场由金利来、银利来发起的规模宏大的中国商界支持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活动在全国展开。

在申办奥运期间，中华大地上出现了这样一幅又一幅的动人景象：“奔向奥运”的万人长跑队伍；签名处，一幅长达30余米的白布，数千双热情洋溢的手在挥毫；目不识丁的老人在激动地请求工作人员代为签名；一位争着签名的中年人感慨地说：“香港老板都有这么崇高的爱国心，我们还等什么呢？”

在申办奥运这场只有冠军没有亚军的“巨人之争”中，中国的老百姓上下一心，以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倾注了满腔热血。时任中华台北奥运代表团团长、中华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也表示坚决支持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认为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全球炎黄子孙的光荣和骄傲。曾宪梓为此感到由衷的欣慰，他说：“国际上有人说我们国家的事，一切都是政府操办的，不是人民的意愿。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同胞，都热切关注并希望申办奥运取得成功。”

2005年，曾宪梓为兴建“水立方”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同年8月，他向第十届全国运动会组委会捐款100万元人民币。曾宪梓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做了不少贡献。他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顾问。2008年5月2日，他作为香港年龄最大的火炬手，坐着轮椅一边传递火炬，一边高呼：“祖国万岁！中国加油！”

2008年，曾宪梓决定捐资1亿港元设立“曾宪梓体育基金”，旨在奖励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中国运动员，支持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基金将分四期进行奖励，即从刚刚闭幕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始，至第32届奥运会，每届奖金为2500万港元。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曾宪梓说，“我和家人到北京看完奥运会开幕式后，每天都守在电视机前观看中国运动员的精彩比赛。中国运动员夺得的每一枚奖牌，都使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令人振奋和感动。设立这个基金，就是为了鼓励运动员继续发扬拼搏精神，取得优异成绩，为祖国争取荣誉”。曾宪梓还说，“中国的每一个进步，在体育事业上的每一点发展，都会让港澳同胞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感到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