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动国民教育事业发展

客家人历来崇文重教，有悠久的教育传统。这种良好的教育传统，对于兴盛于黄河流域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岭地区的传播、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江西通志·舆地略·风俗》中载有清刘绎言，“自永嘉东迁，衣冠避地，风气渐开”，“衣冠所萃，文气儒术为盛，闾阎力役，吟咏不辍”。[7]可见，五岭地区以至于整个中国南方地区文化繁荣，与客家人南迁是不可分割的。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载，南宋绍兴年间，“闽人方渐知梅州，尝谓‘梅人无植产，持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8]。梅州，清朝时曾叫嘉应州，现有“世界客都”的美誉。据《嘉应州志》载：“士喜读书，多舌耕，虽穷困至老，不肯辍业，近年应试者万余人……文风极度盛。盖其验也。”乾隆十三年（1748），河北通州人王之正来梅做知州，在州衙门前立一“人文秀区”牌坊。乾隆年间，吴鸿撰写的《重修镇平学记》碑文说：“嘉应之为州也，人物为岭南之冠。”自唐代起，进士及等者就达76人。“自宋以来，代产伟人”。到清代，钦点翰林16人，钦赐翰林6人，举人621人。明清两代合计秀才3679人，有著述行世的达96人。仅梅县，据《嘉应州志》和《梅县教育志》记载：清代，梅县经乡试考取举人的有621人，内有解元15人，其中文解元10人，武解元5人。而经会试考取进士的有90人，其中武进士有22人。由此可见，梅州到了明清两代，是众建贤才，士林中佼佼者比比皆是，如众所周知的宋湘、黄遵宪、温仲和、丘逢甲、胡曦、罗幼山等。

据不完全统计，至清末，现梅州下辖的各县学校情况如下：梅县有书院8个，义学7个，社学11个；兴宁有书院5个、义学1个、社学1个；五华县有书院3个；大埔有书院4个、学宫4个、义学3个、社学8个；丰顺县有书院1个，义学3个；平远县有书院2个；蕉岭县有书院1个。[9]曾在嘉应州传教20余年的法国籍天主教神甫赖里查斯在1901年出版的《客法词典》自序中说：“在嘉应州，这个不到三四十万（人）的州，都有祠堂，那是祭祠祖先的所在，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就有六七百个祠堂，也就有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个全不虚假的事实。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它相比较；就是较之欧美各国，也毫不逊色。”另据福建的《长汀县志》载，在客家人的聚居地之一的汀州府城区内，有新罗书院、森玉书院、紫阳书院、龙山书院、广陵书院、观文书院、卧龙书院、正音书院等十几家，其中有些是乡族自己创办的书院，如森玉书院、龙山书院等。每个家族对有培养前途，尤其是有资格参加考试的族中子弟，都给予重点扶持或资助。如宁化池氏家族规定：“御制有曰：从今不薄读书人，况宗族乎。自后凡入泮者，众公太及本房公太，各贺银三两；补廪者，各贺银二两；出贡拔贡者，各贺银八两；中举者，各贺银二十两；中进士者，各贺银三十两；中鼎甲者，各贺银五十两。永为定例。”

客居地大多是山区，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落后，而教育如此发达，教育经费从何而来？据专家研究，主要有四种途径：

一是族姓祖田、庙会和族中店铺租金等收入。如宋末进士、民族英雄蔡蒙吉在梅州期间，曾捐私人土地创办松源堡义学（古代免费的公共教育场所，乡间的称“义学”，城市的称“社学”）；近代爱国志士、教育家丘逢甲，1906年冬，就利用族田收入作为员山、城东两间丘氏家族“创兆学堂”的创办和教学费用。前述的法国神甫赖里查斯在《客法词典》自序中也写道：“为什么梅县的教育会这样的发达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它的环境所促进，因为这地方，山多田少，粮食不够，男子必须出外谋生（主要是经商——作者注），而学习谋生技能，自必先知书识字；况其祖先原由北方迁来者，皆为门户清高的人物，都存有读书为贵的观念，因此，他们便极力想法设立学堂。他们的祠堂都有许多公产，并将公产所收入用来办学，学生大抵免费，所以虽属乞儿子弟，亦有读书求学的地方，而不致成为文盲，此即所谓教育机会均等者是也。”

二是学生缴费。这一部分不是主要的，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需学生缴费，如抗日战争期间。以兴宁县为例，1936年，据县府第三科统计，全县教育经费249069元，学杂费收入占55%以上，其中县立一中学费收入竟占总收入的75%。民国前期学费收银元，如五华县，1935年前，中小学每期每生分别收银元5元和3元。1936年开始收纸币，中小学生分别收费纸币8元和5元。当时学费除富裕子弟外，大多数贫困学生是可以免除的。

三是由海内外“客商”捐助，这是最主要的。公学由官方向富商募集，私立学校由董事会向海内外热心人士募捐。据民国初年的统计，梅州地区学校办学经费大多数是“客商”捐献的。以广东梅县为例，民国时期，有关“客商”兴学办校的盛况，1940年梅县版报纸曾有这样的记述：“私人捐资兴学约在百万元以上，中小学各占其半。捐款的主要（可说是全部）来源为南洋华侨乐助，派员往南洋募捐，成为最有效、最流行的筹集学校经费的办法，每次筹集的结果，多的数十万元，少的数万元不等（如私立国光中学募得20余万元，私立肇基学校募得7万余元）。有的学校刊印捐册托人在外代劳，亦可得巨款。此外捐款的形式尚有多种，如认缴月捐、年捐，按期寄交学校，或负责垫偿每学期不敷经费等。”[10]

四是由省府、县府拨款或酌情补助。这部分主要是公立学校，数额是很少的。可以肯定，客居地传统和现代教育的经费主要是“客商”捐赠的。

“客商”兴学办校，很早就开始，据史料记载，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马来西亚“客商”叶迈帆（归善秋长牛郎径人）捐银千余两，重修扩建挺秀书院（今象山中学）。嘉庆二十四年（1819），知府罗含章和各属富绅共捐得15000两，增建丰湖书院校舍30多间，将其中130两分给当商生息，作为丰湖书院的经费。又如五华县，光绪二十年（1894），安流镇“客商”古海帆、李星楼等捐资并发动社会人士创建三江书院，并置学田、店铺，每年可收租谷约80石作为书院常年办学经费。

“客商”对近现代中国国民教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客商”不仅是近现代海外华文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也是国内现代教育的先导者和积极推动者

（1）近现代“客商”捐资在国内兴办现代学校。

由于“客商”们四海为商，很早就接受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他们将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带回家乡，促进近现代文明在中国的落后山区率先发育，其中教育是最突出的体现。在科举考试尚垄断中国教育的时候，“客商”就已经在家乡——粤东闽西山区大力创办现代新式学校教育了。在科举被废除以后的50多年间，“客商”仅在梅州就创办了各种中小学校几百间，从幼儿园一直办到大学，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粤东山区完成了从幼儿园教育到大学本科教育的完整学校教育体系建设，这在全中国都是少见的！当时，一大批知名学者在这儿任教过，也培养了一大批国家建设需要的高端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仅两院院士就有20多个，国共两党的将军就有几百个，任过大学校长的就有470多人。这是近现代“客商”推动现代教育为国家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有力证明。

光绪十六年（1890），仅梅县一县的新式学校就有25所，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我们知道，1898年，康有为才向清政府奏请“废科举、办学校”，同年7月，光绪帝下诏，将各省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民间祠庙……一律改为学堂”。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废科举、办学校”实际上废止了。中国的现代教育开始于1903年的“癸卯学制”，该学制分为大、中、小学三段和蒙养（幼儿园）、初小、高小、中学、大学预科、大学、通儒院七级。“客商”在家乡办新式学校，要比“癸卯学制”的制订早十多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梅县南口“客商”潘立斋、潘祥初、潘植我、潘君勉捐资在家乡南口建毅成学校（今安仁学校前身），接纳邻近各族姓子弟入学，办学经费全由潘祥初、潘立斋两位创办人共同承担。抗日战争爆发后，毅成学校改为安仁初级中学，在南口圩镇旁建三层楼房的新校舍，附设高小班。同年，五华县“客商”捐款兴建五华县县立一中。

“癸卯学制”颁行后，客居地的“客商”更加积极兴学办校。以梅州地区为例，当时嘉应州的海内外“客商”与黄遵宪、温仲和等乡贤，于1903年组织兴学会议所，积极筹建师范学校，组织嘉应教育会，以推动各地原有的书院、社学、义学改设小学、中学。一时间，中、小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光绪三十年（1904），大埔籍旅日“客商”何定球、何展鹏、何季武一起创办了乐群中学（今大埔中学）。1906年，大埔籍“客商”创办湖山官学（现虎山中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梅县雁洋旅印尼华侨丘燮亭捐资1.8万银元，在香港的温佐才等“客商”各捐赠1000元银元，兴建丙村三堡学堂。宣统年间，大埔籍马来西亚“客商”领袖戴欣然捐资3万银元建造崇和小学，后又在潮州、汕头等地捐资兴建学堂10间。丰顺县旅泰国华侨徐明楷捐资创办振东中学。1908年，张耀轩、张榕轩、丘元荣等人捐助3万元建立梅县松口中学，该校的常年办学经费亦主要由“客商”捐助。

1910年，姚德胜回国定居，在家乡兴新学，育人才，创设了当时教学条件一流的芝兰小学：新式两层校舍，有图书馆、运动场、花园、果园、膳堂和宿舍，教职员待遇优厚。这所小学的图书馆，订购中外各种报纸杂志，使师生有机会接触国外的新思想和新理念，开风气之先。接着，姚德胜倡议把平远中学由原来交通不便利、偏僻的老县城仁居迁到新县城大柘。他为此独资5万多银元建平远中学的新校舍、2万多银元购置校产作办学经费。新校舍的建筑面积达5000余平方米，主体建筑采用钢筋、麻石等材料，美观大气。他的家人还按照他的嘱咐，把邻近校舍的家产芝兰斋一幢，捐赠给学校。为了纪念他，平远中学校董会在1915年做出决定，将姚德胜的诞辰农历九月十八日定为该校的校庆日。除了大力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姚德胜还热心捐助梅州其他地区的学校，如梅县东山中学，蕉岭中学等。“八·一三”淞沪战役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将领黄梅兴将军（国民政府追赠黄梅兴为陆军中将）以及在此战中捐躯的另一位将军——姚子青将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追授姚子青为陆军少将）都是平远中学毕业的。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先生倡导发展现代教育事业，梅籍“客商”在家乡兴学办校更是蔚然成风。1913年，“客商”丘燮亭、谢逸桥、叶子彬等人捐资创办广东名校——梅县东山中学，仅丘燮亭一人就捐赠大洋近万元。

1914年，兴宁县兴民中学由肖惠长至南洋向“客商”领袖张耀轩等募得大洋4000多元建校。1921年，该校校舍不够用，肖惠长、罗又山两人又到香港和南洋募捐得大洋2100多元，其中港商陈瑞山独捐1500元，用以添建教室3座、宿舍楼10间、图书馆1间。

20世纪初，梅县新办的溪南中学、西洋中学、学艺中学、隆文中学、水白中学、畲江中学、梅江中学等学校几乎全是由“客商”资助建校费和办学经费。

20世纪20年代初，蕉岭华侨吴德馨捐巨款兴建三圳公学（40年代初扩建为晋元中学）。

1925年，由旅泰丰顺籍“客商”集资大洋4000多元兴建县立丰良中学教学楼。

1928年，蕉岭籍“客商”吴郁青在新界捐资兴建锦全学校。1930年，吴郁青又在蕉岭中学捐建2间宽敞的教室，名为“郁青、香初教室”和“清亭教室”。[11]

1928年和1932年，五华籍马来西亚“客商”李桂和先后捐资3000元和6000元，兴建五华县县立一中宿舍。另外，五华县三所重点中学华城中学、水寨中学、安流中学均是李桂和先生创办的。

1930年，马来西亚“客商”黄子松，广东揭西人，回乡捐献1000洋元，创办连城博文小学。

1937年，“客商”潘氏家族又将梅县安仁小学升办为初中，形成幼儿园、小学、初中的教育体系，教育经费基本上由潘氏家族资助。

1939年，福建永定“客商”在永定县下洋中川村兴办侨育中学。

1941年，“客商”李洁之给兴宁一中新陂分校捐助7000元用于扩建校舍，接着，他又给兴宁四中（现新陂中学）捐赠《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1942年，兴宁县宁西中学遭风灾，“客商”刘既漂捐1000元建校费。

1946年，宁南中学由旅泰“客商”刘佛松、刘柏春、刘梓正等捐国币1935万元，建大礼堂1座；旅越兴宁籍“客商”共捐国币390万元，建宿舍4座。兴宁县其他如梅兴中学、宁东中学（现石马中学）、罗岗中学、水车中学、宁西中学、泥陂中心小学等学校，都得到“客商”的捐建校费和资助。

民国年间，紫金县龙窝高坑旅越南“客商”黄建中和黄金兰捐款建“越侨堂”（紫金中学）教室和教师宿舍。抗战后，黄金兰出面向越南的龙窝片“客商”及华侨集资建起龙窝三高学校（现龙窝镇政府所在地）和援建琴江中学4个教室、1个礼堂和校门。

民国初期，广东的新式学校教育是全国先进的。1909年，广东的新式学堂有1694所，学生86473人。而差不多同期，梅县仅小学就有200余所，几年后，增至500所。发展速度远超于全省、全国。到20世纪40年代末，梅县有34所中学，普及中学教育为全国之冠。民国初年，广东的教育经费每年不到30万元，而“客商”领袖姚德胜一次就捐资10万银元创建平远中学，相当于当时全省教育经费的三分之一。1916年，朱庆澜任广东省省长，教育经费才增至88万元。教育经费最高的年度是1921年，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广东厉行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教育经费骤增至150多万元。此时是广东教育最兴盛的时期，公立高等专科学校有三所：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科学校和法政学校；私立高等学校有两所：法政、公医；中学有省立14所、县立36所、私立13所，小学几千所。[12]1924年，“客商”熊幼霖、丘元荣、杨溢券、李其珪、龚子宏、林师万、陈南康、潘敬亭、罗运延、李秀英等捐资创办嘉应大学，这是广东第一所地方大学。后又创办南华学院。

抗日战争前夕，“客商”领袖胡文虎捐350万港币，准备10年内在中国兴建1000所小学，争取每县办一所，以实现在国内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的夙愿。后因战争爆发，学校只建了一部分，但他仍将建校余款200万元港币存入香港中国银行，指定为战后建校之款项，后来全部认购了“抗日救国公债”，计划抗战胜利后兑换成现款，继续兴办小学。可是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通货恶性膨胀，这200万元公债也因货币贬值而变成一堆废纸。加上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局动荡，胡文虎兴办小学的计划落空，成为终生憾事。

福建籍马来西亚“客商”领袖、“锡矿大王”胡子春于光绪年间回乡创办福建永定师范学堂、中川犹兴学校等。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胡子春在县城独资创办福建永定师范学堂，学制一年，当年招生百余人。民国二年（1913），该校改称“永定师范讲习所”，校址设在县城文昌祠。

民国三十七年（1948），福建平和县大溪籍旅印尼“客商”侨领游凤超女士与其弟游范吾回乡创办商业专科学校。游凤超自任校长，管理学校。校址设在大溪乡太联村，以民房为校舍，聘请教师7人。当年招生30人，多为侨属子弟。每年春秋两季招生，学制三年。至1950年，先后招5班，在校学生130人。办学经费由“客商”募集。设语文、珠算、会计、马来西亚语、家礼、商业和中药等课程。1949年毕业12人，多被中国港、澳和海外商侨聘用。1950年停办。

（2）在粤东山区创办广东最早的现代民办大学——嘉应大学。

1924年，梅州籍海内外“客商”黄墨村、廖道传、熊幼霖、丘元荣、杨溢券等同基督教会牧师汲平如一起创办嘉应大学，这是广东第一所民办地方大学，也是国内最早的一批侨办大学。据有关媒体宣传，何世桢、何世枚兄弟于1924年12月在上海兴办的私立持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是中国最早的民办大学。嘉应大学创办和开学时间都早于持志大学，那么，嘉应大学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民办大学。

嘉应大学创办初由教育家黄慕罗任首任学校监督（校长），学校设立文科、林科、预科三个班，第一批学生50多人。1926年2月，学校废监督改委员制，设5名委员。1927年5月，经费困难的嘉应大学因部分学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一二”梅城起义，被国民党政府当局查封停办。虽然只开办了4年，但当时有一批知名学者在校任教，比如著名诗人丘复（1874—1950年，号荷生，福建上杭人，举人，南社诗人）1925年曾任嘉应大学教授，另有一批毕业于教会大学乃至有留学背景的学人如钟鲁斋、谢哲邦、梁道明、赖竹岩等担任授课老师。1949年，嘉应大学在海内外“客商”的支持下又复办半年。1985年，梅州市人民政府会同海内外“客商”领袖曾宪梓、田家炳等再次复办嘉应大学，后与嘉应师专、嘉应教育学院合并，形成今天的嘉应学院。

（3）创办现代民办大学的典范之一——南华学院。

“客商”于1939年创办的南华学院，是当时海内外民办大学的典范之一。

南华学院于1938年秋始创于香港，同年10月在香港借用培德中学校址招生开学。11月，由香港迁至九龙城狮子石道上课。次年，迁至梅县发展。

南华学院创办人钟鲁斋（1899—1956年，广东梅县三乡人）与其同学曾友豪博士在香港创办起南华学院后，就筹谋在教育发达的梅县侨乡设校，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亦有国人办大学应设于国内的规定。1939年夏，钟鲁斋赴南洋印尼椰城、爪哇等地发动华侨筹资办学，宣传华侨教育之改进，阐述在梅设立大学之必要，立即得到印尼雅加达中华商会会长兼筹赈会主席“客商”领袖丘元荣及广大“客商”的大力支持。当时，该校（指港校）加聘了华侨界知名人士傅可英、丘问谷、廖楚詹等人为校董。1939年8月，钟鲁斋由印尼返港，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于9月将原设香港的南华学院迁至梅县，正式招生开学。学生除来自广东外，还有一些来自江西、福建。1941年4月，学院改聘校董会，推举胡文虎、丘元荣为正、副董事长，南华学院形成了以著名侨领和“客商”领袖为核心的校董会。后港方大学部迁回梅县，与梅县校区合并，时全校师生共有200多人。(www.xing528.com)

南华学院的创办及在梅设校，当时曾引起梅县当局及岭东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也得到广大华侨、港澳同胞的鼎力协助和支持。在港开办初期，“客商”丘元荣、龚子宏、丘公冶、陈筚霖、丘季平等就曾捐出一批巨款支持办学。在梅设校前后，院长钟鲁斋同教务主任彭精一（梅县石扇人，曾任梅县县长）赴南洋各埠募捐。侨居印尼的丘元荣、丘问谷、黄银妹女士；新加坡的胡文虎、杨溢券、林师万、黄仿侨、伍庆鸿；缅甸仰光的龚子宏、李其桂、朱庆堂；马来亚怡保的潘敬亭、陈南康、王振东、陈鼎义、夏万秋、利展麟、叶其渊、张仪轩、张汉秀、李桂和、罗运亭女士、梁黄金娣女士；吉隆坡马六甲的巫柏觐、郑道南、张昆灵、陈丰星、廖利棠、熊举贤；芙蓉埠的蔡炽三、古幼亭、李顺清、张子良、刘桂三、李棠盛、吴炳安、丘玉舫；旅居香港的陈筚霖、方养秋等一大批旅外乡亲及眷属共捐资（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时称“国币”）达100多万元，资助办学和兴建校舍。胡文虎、丘元荣、龚子宏、杨溢券、潘敬亭还每人另捐2万元，丘公冶捐1万元，林翊球捐2000元，一起作为该校常年的经费开支。在侨胞的资助下，南华学院陆续建起教学楼、科学楼、图书馆和学生宿舍等设施。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南华学院由梅县迁设汕头，时香港九龙原址及梅县校址则设立附属中学，各有学生400多人。学院迁往汕头后，学生增至500多人。

南华学院的教学实行导师制，注重对学生文化知识和思想修养的教育。开办之初，设理工科与商科。理工科分设心理学、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建筑工程学7个系；商科分设商学、经济2个系。后增设文科文史系、商科会计系。为办好学校，1941年4月，钟鲁斋同副董事长丘元荣由香港飞抵重庆，将办学计划面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是年9月，按教育部令，改新定学系，设文史、数理、化学、商学、会计5个系。迁往汕头办校后，该院分设文、商、农3科。文科分文学、史学2个系，商科设商学系，农科设农业经济系。

学院院长钟鲁斋，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教育系，1928年赴美留学，获美国士丹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沪江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授，福建厦门大学、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中山大学研究院教育研究所等校教授，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

学院教务主任兼数理系教授李松生，校务委员、总务主任卢辉荪（梅县桃尧人），训育主任兼商学系教授古源祥，数理系主任兼教授古文捷（梅县三乡人，曾任华南联合大学副校长），专任文史系教授李涵谷，商学系教授饶士彝，数理学系教授熊素村，兼任数学教授李时可，专任社会学的谢健弘，专任会计学的黄开华等人，都是当时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还有任教国文科的杨徽五，则是前清名儒，清末梅县最早留日师范生。

1949年冬，南华学院由汕头复迁回梅县。1950年春，校董会改组，学院改名南华大学，由董事会聘任黄文博（梅县隆文人）为校长，推举时任广东省兴梅区行政公署专员卢伟良（梅县大坪人）为董事长，增聘潘允中（兴宁人）为副校长。设文学院、商学院和农学院。1951年，南华大学改办南华财经专科学校。[13]

2.“客商”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持续不断的积极支持者

“客商”不仅是海外华文教育的开启者和推动者，也是现代国民教育发展的积极推动者，更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持续不断的积极支持者。历代“客商”领袖在高举“实业救国”和“实业兴国”大旗的同时，都高度强调“教育是兴国之本”，“中国的希望在教育”（现代“客商”领袖田家炳语），捐款捐物，大力支持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以张弼士为代表的近代“客商”群体出巨资在广东各地创办学校或捐资支持民族教育事业。1915年，张弼士为香港大学捐资15万银元，设立“张弼士奖学金”。今天，张弼士奖学金依然泽被中华学子。2005年1月，香港大学与张弼士家乡——广东梅州的嘉应学院达成协议，利用张弼士奖学金为嘉应学院培养博士，加强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1916年，张弼士逝世，他的夫人朱兰芝和儿子张秩捃遵其遗愿，捐资7万银元，邀请曾任美国建筑师协会主席的埃得蒙茨设计，于1921年在中山大学建成一座四层西式小楼，命名为“张弼士堂”。现在中山大学的档案馆就设在张弼士堂。在中山大学的建筑文物中，张弼士堂是最早落成的一座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独资捐建建筑，已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1902年，张耀轩以张榕轩的名义捐献8万银元给广州一所高级中学作基金。他们兄弟捐赠10万元给香港大学，并捐建岭南大学（即今中山大学）一座两层的“耀轩楼”（在今中山大学校园内）。近代著名教育家郭秉文先生曾专门为张耀轩题写“兴学建业，功在祖国”横幅，以表彰张耀轩兄弟为国家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著名爱国侨领、“客商”领袖胡文虎先后在国内捐助过上海大厦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福州福建学院、厦门大学，广州仲恺农工学校，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汕头市立第一中学、市立女子中学、私立回澜中学，海口琼崖中学，厦门大同中学、厦门中学、双十中学、中华中学、群惠中学等院校。在上述院校中，建有诸如“虎豹堂”“虎豹楼”“虎豹图书馆”“虎豹体育馆”“文虎科学馆”以及“虎豹亭”等纪念性建筑物。香港大学也于1951年年初设立“胡文虎妇产科病系奖学金”。

胡文虎的女儿胡仙继承父志，事业有成，但生活朴素无华，衣着简便，不施脂粉，不穿金戴银，而对祖国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却倾注一腔热血。她先在广州、梅州、福建等地捐赠了6所小学。1993年10月，胡仙在福州注册成立“胡文虎基金会”，将国内资产收益全部用于捐赠。她到处奔波，专事扶持教育事业，仅在江苏泗洪县就捐建了26座教学大楼，在福建永泰、永安、永定、上杭、泰宁、宁化等地兴建15所学校，捐资达4000万元以上，她因此而获得“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

令人瞩目的是，她还把祖业广州永安堂捐赠给广州市人民政府作为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馆址。广州永安堂是胡文虎在20世纪20年代建造的著名的虎标良药药厂。这座曾为广州第二高层的大厦面积4200多平方米，面临珠江，交通方便。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作为广东省总工会办公楼。1994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将产权交回胡仙。当时有人向胡仙建议，永安堂处黄金地段，若改作商业大厦，其价值难以估计。但具有渊博知识和广阔阅历的胡仙知道广州百万少年儿童还缺少一个少年儿童图书馆后，决定把永安堂捐赠绐广州市政府作少年儿童图书馆馆址。

1995年5月30日，在捐赠仪式上，胡仙由衷地说：“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祖国南方的大都市广州正向国际化大都市阔步前进，我秉承先父‘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遗训，决定把祖业永安堂捐赠给广州市政府，作少年儿童图书馆，让广州的少年儿童有更多的场所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主人翁，广州要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必须拥有大批人才，培养人才就要从少年儿童做起。家父生前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十分重视，捐赠永安堂作少年儿童图书馆就是为培养人才作一点微薄的贡献。”1996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将图书馆命名为“纪念胡文虎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并向胡仙女士颁发了“爱心隽永”纪念匾，同时聘请胡仙为少年儿童图书馆名誉馆长。

当代“客商”领袖、“领带大王”曾宪梓不仅在国内多地捐资兴学，支持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还专门创立“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鼓励中国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敬业重教和资助品学兼优的在校大学生。“曾宪梓教育基金奖”是目前国内最高师范教育奖。自1992年成立以来，到2007年，15年间，曾宪梓教育基金会用于奖励优秀教师和优秀大学生的资金总计约9500万元，共奖励内地7000多名优秀教师；其中5000余万元用于实施“优秀大学生奖励计划”，每年资助北大、清华等35所内地高校1750名贫困大学生。2004年，曾宪梓捐赠一亿港元设立的“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旨在致力于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褒奖优秀。该项基金主要奖励在载人航天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工作者，分设特别贡献奖和突出贡献奖。其中，特别贡献奖为在当年有飞行任务的参加航天飞行的航天员而设立。突出贡献奖为直接参与该年飞行任务、并担任重要技术和管理工作的优秀人员而设立。该项奖励每年进行一次，年度奖励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20世纪80年代，曾宪梓在家乡梅州先后捐巨资兴建了梅州市曾宪梓中学、梅县宪梓中学和丽群小学。他先后投入2600万元人民币，用于梅州市曾宪梓中学的建校及引进师资力量。现曾宪梓中学已成为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高级中学。

当代“客商”领袖、著名慈善家、“人造革大王”田家炳先生坚持自己“中国希望在教育”的信念，全力支持祖国教育事业，甚至不惜卖掉自己在香港的豪华别墅，以实现“中国每个省的师范大学都有田家炳教学大楼，广东省每个市、梅州市每个县、大埔县每个镇都有田家炳学校”。田家炳于1982年决定捐出十余亿元的财产，成立“田家炳基金会”，专事捐办教育等公益事业。1984年，田家炳在台湾捐出新台币5000万元，成立“田家炳文教基金会”，支持文化教育活动，并每年为全省大专院校品学兼优、家境清寒的学子颁发奖学金。2004年，他捐助台湾交通大学兴建田家炳光电中心。2005年，他捐助澳门大学成立田家炳教育研究所。此外，他还资助大陆大专院校开展教育科研工作和赞助教育机构举办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多所大学设立中国学者访问基金，赞助各地田家炳中学举办各类交流考察活动；在全国各地田家炳教育学院、田家炳中学设立奖生金，培育更多优秀学生。

田家炳先生生平修身立品，推己及人，对德育尤为重视。先生认为中国的希望在教育，而教育必首重德育，以培养高尚完美的人格为重。为此他先后资助在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三届“二十一世纪学校德育发展路向”研讨会；2005年又捐资100万元，委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推行“田家炳基金会学校德育发展及研究计划”，更具规划、更有针对性地推动中国的德育工作。另又定期举行“全国田家炳中学校长论坛”，汇集全国著名专家、学者和田家炳系列中学校长，分享及交流管理经验，提升田家炳系列学校的管治效能和提高办学素质。2000年，他又把5600多万港元的卖屋收入全部用来支持20多所中学的建设。他多次感慨道：“教育为百年树人大业，中国要振兴，必须科技昌明，而科技还有赖于以教育为基础。我选择了捐资教育来回报社会，更每每以‘中国的希望在教育’为念，呼吁大家共同重视教育。”[14]田家炳先生对中国师范教育的热心资助，得到海内外舆论的高度赞誉，被誉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百校之父”。

20世纪30年代末，旅港爱国侨领、“客商”领袖廖安祥捐1.5万元港币，寄回了家乡梅县，成立了梅县历史上第一笔奖学金。泰国中华总商会原副主席、泰中友好协会原副会长，著名侨领、“客商”领袖丁家骏出资设立“丁家骏基金会”，自1991年起每年为培训12名中国农业专家提供奖学金，它还为研究中泰历史文化的中国研究人员提供奖学金。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由政府接办并下拨经费，但广大“客商”兴学办校的积极性仍持续不断。在1955—1958年间，梅县、大埔、兴宁、丰顺、蕉岭、平远等县，皆由海外“客商”集资分别创办了华侨中学。其他中小学，“客商”亦有捐助。据统计，梅州地区海外“客商”捐资家乡办学金额：1948—1966年共有67.6万元；1967—1978年共有83.47万元。[15]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客商”在家乡独资捐赠或集资捐赠办学范围更广，项目、人数及金额更多。以广东梅州为例，“1979—1987年，全区共捐资8274.53万元，为各级学校新建校舍。1988年，全区普通教育经费支出9229.53万元，其中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资1682.88万元，占教育投资的18.2%。近几年来，学校的基本建设，政府每年投资260万元左右。1988年，全区华侨和港澳同胞捐献建校的资金，比1987年政府的基建投资多6.5倍。此外还在各县、各校设立教育基金共35.73万元，奖教奖学金共156.58万元，教学设备及其他折款共282.73万元。丰顺县近10年来华侨捐资建校达2950多万元，新建80多所中、小学。大埔县华侨从1979年到1986年共捐办学资金1232.98万元，1988年一年多达555万元。梅县这六年来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资办学共1426万元”。[16]

曾宪梓先后捐资为母校东山中学建造宪梓教学大楼和图书馆大楼，又会同饶先生、刘锦庆、李信章等44人捐资兴建东山中学70周年纪念大楼，又为迎接东山中学建校80周年独资兴建宪梓大礼堂，还捐资兴建梅州中学雪麟楼、乐育中学丽群教学楼、丽群礼堂、扶大中学宪梓教学大楼、梅县华侨中学宪梓艺术宫等，捐资金额共2000余万元。

广东大埔籍旅港著名侨领、慈善家田家炳先生在家乡兴建银滩小学、玉湖中学、谦家小学、田家炳小学、田家炳第一中学、田家炳第二中学、田家炳第三中学、大埔机关幼儿园、大埔职业中学、大埔电视大学教学楼、嘉应教育学院田家炳教学大楼、嘉应大学田家炳科学馆、兴宁田家炳中学等，捐资金额共达2000多万元。

泰国“客商”领袖、中华总商会原副会长丁家骏先后捐款给母校丰顺一中（丰良）50万元港币，建办实验楼和试验教具；为丰顺中学（汤坑）捐资5000万铢（泰币），建办“丁日昌纪念图书馆”，赠实验仪器等教学设备；建办丰顺华侨中学图书楼；捐资潮安仙田丁氏家族创办的侨光中学和礼堂，礼堂被命名为“家骏堂”；捐巨款给潮阳县合浦华里中学，庆典时捐10万元港币作为学校奖学金；捐巨款为汕头建图书大楼，赠送一批珍贵的科学丛书，设置“丁家骏书库”；为暨南大学捐教学基金，被聘为校董会董事；捐助广州大学教学大楼；捐助嘉应大学、广东中华文化促进会、孙中山基金会等。

梅县籍旅港“客商”黄华先生，先后在东山中学和梅县、梅江区、平远、五华等中小学捐资兴建校舍，建立奖教奖学基金、资助勤工俭学等，共捐资300多万元。

广东大埔籍旅马来西亚著名侨领、“客商”领袖萧畹香先后捐资450万元，把几年前独资创办的进光初级中学扩建为完全中学，建筑面积达1.3万平方米。

大埔籍“客商”侨领姚美良先生，先后捐资大埔华侨中学、银江中学、湖寮永芳学校、东山中学、市盲童学校以及梅县高级中学永芳楼、平远梅青中学永芳楼等项目，共捐资2000多万元。

香港嘉应商会会长刘宇新为母校兴宁坭陂中学建造宇新教学大楼、庭芳图书馆、庭芳教师住宅院、宇新读书亭、校友楼等，捐资达440万元港币。

香港嘉应商会永远名誉会长李济平在家乡兴宁独资创办济平中学，耗资440万元港币，建筑面积共7000平方米。

平远旅港教育界名流何冬青，独资创建冬青实验中学和冬青小学。

丰顺县自改革开放以来，旅外“客商”先后捐资5780万元，新建、重建、扩建中小学162所，建筑面积共14万平方米，占全县校舍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如旅泰国“客商”罗名等与徐思华等倡议重建华侨中学，海外“客商”热烈响应，共捐资410万元，新建面积达1.8万平方米。旅泰国、中国香港的丰顺籍“客商”捐资460余万元，为东海中学建起占地百余亩、校舍面积1.4万平方米的新校园。

据统计，在1978至1990年的13年间，梅州市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接受海外“客商”捐资建校金额共1.23亿元。此外，嘉应大学的复办，也得到海外“客商”领袖曾宪梓、熊德龙、萧畹香、田家炳、刘宇新等的积极支持。在1985—1990年的5年间，海外“客商”捐资建设嘉应大学的金额共2500万元，建筑面积达3.3万平方米。[17]梅县籍“客商”邹锡昌先生捐款200万元人民币设立“梅州市邹锡昌高考优胜奖励金”，从2006年起每年从奖励金中安排人民币20万元，对梅州市的优秀教师和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给予奖励。

1980—1988年，河源紫金县籍海外“客商”共捐资5918万元人民币，建起学校3座、教室32间。其中，“客商”为上义镇建校捐人民币共108.9万元。海外“客商”李林慈帮建蓝塘中学、自然小学、加园小学及县体育运动场等捐人民币共70多万元。

印尼的“客商”领袖梁密庵家族和丘燮亭、丘陶荣、丘佐荣家族，马来西亚的姚永芳家族，泰国的伍氏家族、汤新隆先生，新加坡的何侨生以及中国香港的刘宇新、罗焕昌等一大批“客商”都是目前国内教育事业发展的积极支持者。

当代国内“客商”巨子也是国家教育事业的热心支持者，仅朱梦依设立的“合生珠江教育发展基金”就有市值约10亿港元，是目前国内最高额的教育发展基金。

1990年，姚美良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支持中山大学创办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兴建中心大楼——“永芳堂”，于1992年11月12日中山大学68周年校庆之际建成。

3.“客商”兴办现代教育的重大意义

现代教育是现代文明的先导。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人才是文明和科学的载体，没用现代化的人才和懂现代化的人才，现代化是不可能推进和实现的。近现代“客商”长期在海外开拓和经营，他们是真正懂现代化的中国人。他们兴学办校，目的就是要在祖国推进现代文明和实现现代化，使祖国文明强大。

（1）“客商”出钱出力，积极在祖国推进现代教育，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化人才，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梅州为例：几十个院士、几百个将军和几百个大学校长，以及一大批工作在国家建设第一线的政府官员，大多是在“客商”创办和资助的学校中成长起来的。没有“客商”资助和推动现代教育，落后的梅州山区是不可能出现一批现代人才的。叶剑英元帅在青少年的成长就是典型例子：小学在丘燮亭等“客商”捐建的丙村三堡学堂读书，中学在“客商”捐建的东山中学读书。可以说，叶剑英元帅早年的成长是和“客商”推进现代教育分不开的。

（2）在中国落后山区推进现代教育，极大地促进了落后山区的现代化进程。首先，落后山区的交通很不方便，经济发展落后，单纯依靠政府推进教育困难很大，不仅有经费问题，还有集中办学问题。当时从大埔县到广州需要整整三天时间，从边远村落到县城竟需要一天多的时间。集中教学的困难很大，直到今天我国很多山区中小学教育仍然存在这个问题。其次，观念问题，现代教育是提高人们素质的，不像传统的科举教育，有明显的功利性。而且，客家人本来是重科举的，“客商”兴办新式学校，等于改变了客家人的思想观念。这个重要的转变，也许只有“客商”这样出身客家族群，功成返乡，同时又有现代意识的人才能利用族群力量实现，将现代文明在贫困落后山区根植发育，在中国封闭落后的地方开启现代化历程，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