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参政议政 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

政商结合的事业观，是“客商”的重要特征。近代“客商”多是“红顶商人”，近代“客商”领袖张弼士曾担任清政府首任驻马来西亚槟榔屿副领事、新加坡总领事、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太仆寺正卿、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赏戴头品顶戴），后又任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及南洋宣慰使、约法会议员、参议院参政、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等，同张謇、盛宣怀、胡雪岩并称清末著名四大“红顶商人”。姚德胜得清廷诰授资政大夫候选道职衔，赏戴二品顶戴；张榕轩曾任清驻槟榔屿副领事，被清政府授予花翎二品顶戴候补四品京堂，其弟张耀轩则被授予花翎三品卿衔江西补用知府。现代“客商”领袖曾宪梓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客商”有许多。比较著名的有：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余国春；全国政协委员有刘宇新、梁亮胜、林光如等。现当代“客商”在参政议政方面显示了杰出的才能，尤其是海外“客商”，他们长期在海外开拓，视野开阔，对国际局势有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政府的建议往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样的参政意义重大。事实也证明，长期以来“客商”的建议是积极有益的，为国家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因参政议政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而被中央政府邀请参加国庆大典和国庆宴会的“客商”有：

萧隽英（1901—1988年），广东大埔人，“客商”侨领、民主人士，因对革命有贡献，1949年应邀由香港赴北京参加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出席共和国成立大典。

宋中铨（1905—1962年），广东梅县人，“客商”领袖、爱国侨领，1951年8月，以印尼华侨首届归国国庆观光团团长的身份参加国庆观光和国庆大典，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刘宜应（1897—1971年），广东梅县人，印尼“客商”领袖，1951年以副团长身份率首届印尼华侨回国观光团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刘家棋（1898—1981年），广东梅县人，1951年应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黄光荣（1917—1992年），广东丰顺人，印尼“客商”领袖，1955年应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邀请，以代理副团长的身份率印尼国庆观光团回国参加国庆庆典，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参加国庆宴会，并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敬酒。

陈公木（1906—1986年），广东兴宁人，香港“客商”领袖，1965年同李济平一起应国务院邀请参加国庆观光，并出席周总理主持的国庆宴会。

黎子达（生卒年不详），1965年作为爱国华侨的代表，受到国务院的邀请回国参加国庆观光，国庆之夜，周总理设宴招待四面八方回来的华侨们，黎子达先生应邀出席并受到周总理的敬酒；1973年，黎子达先生再次应邀回国参加国庆，并应邀出席邓小平副总理主持的国宴。

谢淡秋（生卒年不详），香港“客商”，1962年被特邀参加13周年国庆，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谢应瑞（1913—1971年），广东梅县人，印度“客商”领袖，1953年被推举为“印巴华侨回国观光团”副团长兼秘书长，回国观光，并出席国庆典礼。1955年，周恩来总理第二次访问印度，会见谢应瑞，并合影留念。

余连庆（1906—1986年），广东梅县人。1957年应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刘耀曾（1901—1982年），广东梅县人，印尼“客商”领袖，1965年8月，应邀回国参加国庆观礼。(www.xing528.com)

熊恒浩（生卒年不详），加拿大“客商”领袖，1986年应中国国务院邀请出席北京“十一”国庆大典，受到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嘉勉。

“客商”的参政议政，对国家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的甚至是名垂史册的重大创新。典型事例列举如下：

1.张弼士奏请设立商部和振兴商务。设立商部最早是“客商”郑观应提出来的，但具体实施是由张弼士向朝廷奏请的。1903年6月，张弼士向光绪皇帝上呈奏折《张弼士侍郎奏陈振兴商务条议》，奏折直言：“现时库款支绌，财力困微，其能筹集巨资，承办一切者，惟仰赖于商；农、工、路、矿诸政必须归并商部一部，否则事权不一，亦非商战之利。”在几千年“重农抑商”影响下的封建中国，张弼士提出“惟仰赖于商”，并建议设立“商部”，在当时不仅需要远见，而且还需要勇气。恰好当时的清政府由于受西方列强掠夺，各种战争赔款已使国库空虚，朝廷也急于寻求振兴之策，所以当即降旨议复张弼士的奏陈，并于1903年9月7日下诏成立商部，与原有的六部及外务部同级。商部内设保惠司（管理贸易，包括专利权和专卖）、平均司（管理农业和林业）、通艺司（管理工业）、会计司（管理审计，包括银行、商业事务、度量衡、商务诉讼）。钦命载振（庆亲王奕劻长子）为商部尚书，钦命张弼士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并补授太仆寺正卿。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称：“实业之有政策，以设商部始。”

1904年10月，张弼士获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他又具折奏陈，提出振兴商务的12条建议，这些建议大多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参考意义。例如：吸引海外投资，“尝闻世之策商务者，莫不曰招徕外洋华商振兴农工路矿”；在策略上可“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韵之以衣锦还乡之乐”，然后“凑集华资，认真提倡，选择要地，筑路一段，开矿一区”。以沿海地区作为窗口，“外埠华商，籍隶闽、粤者，十人而九，其拥厚资善经营者，指不胜屈”，所以“振兴商务，尤非自闽广等省入手不可”，然后“由南至北，逐步扩充”。朝廷采纳了张弼士的建议，先后颁布《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以种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华商投资。1905年，张弼士奉旨在南洋组建槟城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游说海外华商“实业兴邦、利不外溢”。作为当时华商首富的张弼士身体力行，除了在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还在广东创办广州亚通机器织布厂、惠州福兴玻璃厂、佛山裕兴机器制砖厂、海丰平海福裕盐业公司、华兴银矿、东兴锡矿等实业公司，并与南洋华商张煜南兄弟合资兴建潮汕铁路。据史料记载：从1903年到1908年，在商部注册的公司有265家，开矿达410处，民族工业的萌芽悄然勃发。张弼士的两道奏折所起的作用，赫然留在历史上。[6]

2.梁璧如的《矿务刍言》。清政府驻马来亚槟城领事、“客商”领袖梁璧如1906年前往海南、广西考察，并曾向中国政府递呈《矿务刍言》，建言在中国内地以现代技术和管理模式开发矿业，保护国家矿产资源免受外国侵夺。

3.胡文虎与福建地方建设。著名“客商”领袖胡文虎是福建永定人，他对家乡故土怀有深厚的感情，始终关心着祖国和家乡的建设。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除捐巨款支持教育文化体育事业、积极支持抗日战争外，还是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华侨代表。1941年秋，他到重庆出席参政会议，受到蒋介石接见，他向蒋介石提出许多有关抗日救国的建议。对于福建，他更加关心。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出资8万元在福建修筑闽西公路，并投资港币20万元兴办福州自来水公司。1933年，蒋光鼐主政福建时，致力于地方的改革与建设，组织“福建省建设委员会”，胡文虎应聘为该委员会委员，在社会建设尤其是医药卫生方面积极提供意见，并在《星洲日报》发行“新福建”专刊，借以推动福建省建设计划的实施。抗战胜利后，为了建设家乡，胡文虎于1946年秋在新加坡发起组织“福建经济建设服务有限公司”，亲自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准备经营金融、交通、工业、矿产以及茶叶、水果等土特产生意。该公司总资本初步定为国币300亿元，计划在东南亚募股200亿元，在国内募股100亿元，他自己率先承担10亿元。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胡文虎的回国投资活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侨胞的爱国热情受到严重打击，整个投资建设计划终告失败。

4.蚁光炎在抗战期间提出“开发西南”的建议。泰国著名侨领、“客商”领袖蚁光炎抗战爆发后在曼谷创办《中国日报》，宣传抗日。1939年5月，作为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华侨代表的蚁光炎冒险回国，辗转奔波于广东、香港、重庆等地，除向国内国共两党有关方面报告侨情、捐款慰劳抗日军民、谋划救济家乡受难同胞和接洽沟通侨汇外，还提出“加强抗战，开发西南”的主张，并在云南边境兴建垦殖场，捐款抗日军费2万元，同时号召华侨投资西南大后方，受到国内的重视和侨胞们的响应。其实，作为海外知名人士，蚁光炎的主张同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是一致的，对于克服当时有关抗战的急进和消极思想有积极的作用。

5.罗桂祥与《中国城市（商业）改革大纲》。现代“客商”领袖、世界“维他奶之父”罗桂祥（1910—1995年），广东梅县人，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末，他将一份事关中国城市商业改革的建议书《中国城市（商业）改革大纲》上书中央领导人，在此后中国大陆十几年的商业改革中，此大纲中提出的改革建议基本上都得到了实施和落实。

6.古耕虞与猪鬃产业及给资本家摘帽子。1949年，“红色资本家”“客商”古耕虞作为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特邀代表，自香港回北京参加了会议，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单独接见。1949年10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古耕虞，并要求他全权主宰中国猪鬃公司。同时，古耕虞也向周恩来表示：愿将古家三代经营积聚起来的全部家当（四川畜产公司在1948年结账时，公司有900万美元、2700万美元银行往来；国内资产除厂房、办公楼外，还有大批猪鬃和各种畜产品。公司财产不计外，古耕虞个人足有100万美元，地道的百万富翁），毫无保留地交给国家，古青记的“虎牌”商标，亦交于国家使用。古耕虞从1941年冬开始与周恩来交往。他晚年多次公开讲：“像我这样一个资本家，共产党要说服我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可是周总理有独到之处，他说服了我，使我越来越认识党、信任党，感到振兴中华，非共产党不可。”

1955年，古耕虞自香港至北京，担任中国畜产公司总经理。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邀请民建和工商联的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等五位领导人谈话，就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发挥原工商业者作用等问题向他们征询意见。古耕虞提出给资本家摘帽子问题：“资本家的帽子就如同头上顶着磨盘走路，想走也走不快。”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主席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上郑重地宣布给资本家摘帽子。

古耕虞先后被选举为第一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7.“客商”后裔伍连德与中国现代医学。伍连德（1879—1960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母亲林彩繁是“客商”后裔。伍连德是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候选人，也是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的先驱。1907年，他接受了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回国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不久被派赴伦敦、柏林考察军事医学。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他出任全权总医官，在4个月内彻底消灭鼠疫，因此他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1911年4月，清政府赏给伍连德医科进士、陆军蓝翎顶戴、二等双龙勋章。此后多次成功主持鼠疫、霍乱的大规模防疫。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动下，我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他先后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学校20余所，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等十余个学会，并创刊《中华医学杂志》。

伍连德也是近代对传统医学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他和王吉民于1932年用英文出版《中国医学史》，第一次系统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医学，使中医从此走向世界。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践踏我大片国土，伍连德被迫离开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马来亚，定居怡保市，并开设私人诊所。他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