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商：推进现代海外华文教育的先锋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师夷长技以制夷”，所谓“中体西用”的变革思想已经走到尽头。制度改革的潮头兴起，要求变法的呼声此起彼伏。戊戌变法，首先开启的是教育领域。1898年，康有为向清政府奏请“废科举、办学校”，7月，光绪帝下诏，将各省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民间祠庙……一律改为学堂”。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废科举、办学校”实际上已经被废止了。到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才向清政府建议“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以此作为“废科举、办学校”的过渡。8月，清政府下令废除八股考试，令各省设立学堂，在中央成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1903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学堂章程》，向全国实施，这就是“癸卯学制”。该学制分为大、中、小学三段和蒙养（幼儿园）、初小、高小、中学、大学预科、大学、通儒院七级。

国内教育改革一起步，“客商”在南洋迅速响应。1904年，时任新加坡总领事的“客商”领袖张弼士在槟城倡办中华学堂（今中华学校前身），这是当时马来西亚乃至整个南洋的第一所新式华文学校，不仅把海外华文教育带入新时期，同时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注重以中华文化南下的方式对华侨进行统战，在重建华人的祖国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导向对政府的正朔联系。

1904年4月，张弼士总领事、梁璧如副领事以及各派华商领袖齐集平章公馆，共同讨论中华官音学堂的筹备事宜，决定暂时假借平章公馆上课。后来公众推选张弼士、梁璧如等80位绅商为筹办学堂的总理人。当时筹获创建基金21000元。1904年5月中华学校正式开课，学制为中小学并办的，以普通话为媒介。梁璧如受邀在开课礼上致词，强调“槟城中华学堂之设，言其大可以救国，言其小可以致富；言乎私可以利己，言乎公可以达人”。他劝导学生“奋勉向学，冀成大器以报国家、以进文明、以光前列、以模后进”。同年11月18日，由商部奏请，钦派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太仆寺卿张弼士管理校务，并赏赐光绪皇帝御书“声教南暨”匾，以及《图书集成》一整部。12月7日正式咨呈学部奏请开设。1905年8月，平章公馆隆重召开会议，筹备恭迎御书匾额及图书。张弼士莅临会馆移交各物，并发表演说，慷慨陈词：“国家近来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况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国之人，在各埠设有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堂，以自教其子弟乎？”吁请本屿人士慷慨输将，以集体的力量完成中华学堂的建校工作，并以身作则，即席自动献捐5万元。在张耀轩、胡子春及林克全的劝捐下，总筹获十余万元。中华学堂的办学体制是新马华校董事部的滥觞，为后来的许多华文学校所仿效。1906年9月10日，由学部刊发钤记一方，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把侨民教育和政府的联系制度化。后两广学务处应梁璧如副领事之请，派刘士骥来槟，筹备在中华学校内附设初级师范传习所，由袁惠畴担任所长，培训当地侨民之精通华文者为小学堂教员，六个月毕业，开侨教师范之先河。中华学堂的课程曾与1908年被迫停顿，1909年1月，“客商”戴春荣等以学校监督名义刊登招生广告，续办中学本科。中华学堂是南洋华侨与华人中学教育的源头，青史留名。

张弼士对海外华文教育的贡献有四个方面：第一，首次倡办资助海外现代华文学校；第二，鼓励南洋地区筹办新式华文学校，提出“不分地域通力合作”的办学思想；第三，他宣扬教育为立国强民之基础，意图通过学堂的设立，培训华侨子弟，支援中国的工业化及近现代化；第四，他办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传播中华文化，统一华商华人的爱国思想。1923年，中国驻缅甸腊戍领事梁绍文在其《南洋旅行漫记》一书中评道：“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为第一人”，“槟榔屿的中华学校，相传为华侨学校最先创办，最有成绩的，就是弼士所建筑的。中华学校客厅之中，供一尊泥像，只有两尺高，坐在一张椅子上，手执雕毛羽扇，身穿长衫马褂，态度雍容，面圆耳厚，眉间表露忠厚长者的神气，安放在一个玻璃龛内，校内的职员早晚焚香供奉，这就是槟榔屿教育界人士追念张弼士恩德的纪念品了。”

以中华学堂为榜样，南洋各地“客商”兴起办新学热潮，推动海外现代华文教育迅速发展和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

1906年，“客商”领袖姚德胜在马来西亚创办育才中学和资助开办明德小学，还捐款在新加坡开办应新小学，解决华侨子弟的现代教育问题并传播中华文化。

同时，张榕轩兄弟在棉兰独资创建华人敦本学校和捐建各埠中学学校校舍。随后，“客商”领袖戴欣然独资创办槟城华侨中学并设立教育慈善基金。华侨中学是槟城第一间华文中学，开课后的第一个月，戴欣然突逝，学校顿失依靠，一年之后宣告停办，留下遗憾。华侨中学停办后，其图书仪器由戴欣然长子戴淑原于1923年将之移交钟灵学校（创办于1917年，在1923年提升为中学）。

1908年，谢春生、梁璧如、戴欣然3位“客商”各出资1万元，联合创办崇华学堂（槟城中学前身）。民国初年，改名时中（现有正校及分校），主要赞助人还有“客商”领袖张弼士，胡文虎、郑大平、戴淑原等。[16]

1911年，福建籍“客商”胡子春出资办槟城中华女校，1915年，创办槟城务内女校，开展女子华文义务教育。

1912年，梁璧如逝世时留下遗嘱拨款10万元赞助慈善教育事业，除捐助中华学校和时中学校外，独家捐助建立璧如女子学校。

霹雳嘉应会馆1913年提供校地并资助经费创办怡保明德学校。

“客商”钟乐臣，广东大埔人，1914年创办辅友社，协助受英语教育讲马来话的土生华人接受华文教育。

雪隆嘉应会馆1916年创办吉隆坡中国学校。1920年，惠州“客商”在槟城创建新民华文学校。

森美兰嘉应五属会馆创办芙蓉启华华文学校。雪隆茶阳会馆1949年创办吉隆坡南开学校。

雪隆惠州会馆1914年创办吉隆坡循人华文学校。霹雳客属公会1917年创办深斋华文独立中学。

詹采卿（1878—1963年），暹罗“客商”，泰北四府火砻公会主席，广东丰顺人。在暹罗捐资倡建华文学校和纲帕华人义山。泰国“客商”1913年创办进德学校，1925年办懿德女校、异民学校，1928年办中华学校等。

民国初年，马来西亚加基武吉侨众皆为广东人，人数逾千，但没有文化教育团体。“客商”领袖罗善庆先生因而发起创设公和阅书报社、中华公所及公和学校。民国十六年（1927），他创办中华平民义学，教育贫苦子弟，免收学费，并为民众设长生所。

黄子松（1881—1975年），又名善合，广东揭阳客家人，少年过番到吉隆坡当矿工，1915年南下士乃垦拓，而后，与蔡顾合资创立“成利号”，经营水果与杂货，由于经营得法，生意蒸蒸日上，后自创“新成利”，逐渐发展种植业与运输业，且购置店屋房地，成为知名殷商。士乃开埠之初，尚无学校，华人各帮地域帮派观念严重，相互对立。为了兴学办校，黄子松连同潮帮、琼帮、广府帮等人，打破地域帮派观念，带头捐出地段作为华侨学校校址，并用本身的啰哩运载沙石，填平校地，出钱出力，造福人群。同时，过去的畛域和隔膜就此而消失，并且积极沟通，进行商业联谊。后，黄子松倡议组织士乃中华商会。

黎达夫（黎子达之父），1912年11月在毛里求斯创办新华学校，开展华文教育。后其子黎子达继承父志，任新华学校董事会常务董事，捐巨资资助学校办学经费，并倡导实施中英文教学，学生发展到700多人。1973年，黎子达应邀回国参加国庆，并应邀出席邓小平副总理主持的国宴。黎子达因对公益事业、毛国商业、中毛友谊做出了贡献，获英女皇授予CBE帝国勋章。(www.xing528.com)

惠州籍“客商”、吉打华人甲必丹戴春桃，于1919年联合当时的马来亚领袖姆力捐献一块地皮，供亚罗士打华社作为神庙与办学用。这间神庙和华校，就是今天的“广福宫”和早期新邦瓜拉的平民华小。

谢应瑞在1930—1950年，先后担任加尔各答、孟买等地华侨学校的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筹办印度兴华中学和中国小学，并任兴华中学副校长、教导主任。

吴德馨（1877—1949年），广东蕉岭人，捐资在荷属勿里洞创办五所华侨学校，自任董事长，负担学校一切费用。

潘植我（1885—1953年），广东梅县人，1926—1939年，任日本华侨同文学校总理（校长）。此校是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时于1900年为旅日华侨子弟创办的一间著名学府。潘植我将神户三所华侨学校合并为一，学生达千余人。十几年间，他捐助学校经费十多万元，并决定：凡无力担负子弟学费的家长，可到他任议长的广东商业会议所登记，由他负担。他还积极资助华侨公益事业如图书馆、医院等。20世纪20年代，他作为华侨代表，当选国会议员，先后荣获黎元洪、徐世昌总统颁发的奖匾两块，并获二等嘉禾勋章和当时教育部颁发的嘉祥勋章。1979年，神户华侨博物馆展出潘植我支持华侨教育的事迹资料。

“客商”领袖胡文虎更是热心于文化教育，积极在海外兴办华文学校，推动华文教育和华文传播的发展。1935年，胡文虎独资创办新加坡民众义务学校。该校分上午、下午、夜校、女子四部，学生1600多名，为当时南洋唯一设备完善的义务学校，惠及广大华侨贫寒子弟。1938年春，他大力支持新加坡中正中学的创办，并出任该校董事长，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早在1928年，胡文虎曾任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总理，捐资数万元。对其他学校，如南洋女校、崇正学校、养正学校、静方女校、南华女校以及美以美会女校、圣约瑟实业学校等，也都或捐设备，或助经费。此外，如北马槟榔屿的钟灵中学、马六甲的培风学校以及霹雳、麻坡等地的学校，也得到他的捐助。胡文虎本着“畛域不分，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各帮所办的华文学校，采取“凡有请求，辄不悛拒”的态度，都酌情加以赞助。

刘宜应（1897—1971年），广东梅县人。1926年出国，先在荷印巴城任小学职员，后赴泰国当店员。1928年去印度学鞣制皮革技术后回巴城与人合资开办皮革厂，逐渐致富。“二战”后，参与广肇会馆、华侨公会和福建会馆三大侨团倡办联合中学，被举为董事；联合中学改称为华侨公立巴城中学后，他与刘家棋等合献1.6万平方米地皮为巴中新校址。

刘家棋（1898—1981年），广东梅县人。1927年赴巴达维亚，初当会计，合资开办皮革厂，后自营商业。“二战”后，刘氏参与筹建雅加达联合中学，改称华侨公立巴城中学后，他任第三届董事长和建校委员会主任。除了同刘宜应等捐建巴中新校外，他还带头捐款3万盾（印尼币）建教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密庵先生即令其在岭南大学读书的长子梁锡佑返回椰城，先后出任华侨总会董事。他创办《天声日报》《自由日报》两报，担任六所学校的理事或监事，并连任数届中华商会理事长，并曾出席美国、中国台湾等华侨工作会议。1959年，梁锡佑在印尼雅加达倡办崇德民族学校，捐建礼堂，任名誉董事长。

20世纪50年代，吡呖客家公会董事会创办深斋中学。这间中学目前占地6万多平方米，可容纳学生3000人，华文传统教育占总课程四分之一。它的经费全部由公会的“客商”提供，国家不负担分文。差不多同时，“客商”领袖李莱生在槟城创办育才国民型小学。

在现当代海外华文教育史上，“客商”萧畹香（1902—2000年），广东大埔人，是继张弼士以后对海外华文教育起较大推动作用的人。他60年来一直担任闻名遐迩的宽柔中学董事长，坚拒马来西亚当局取缔华文教育的禁令，保存了当时唯一的华文中学，使中华文化在当地得到保存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捐出时值1000万马币的土地建校园，其中15亩土地作为南方学院校地，另外5亩以半价售予校方，创办马来西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方学院，这是继南洋大学之后的第二所海外华文大学。至此，“客商”完成了海外华文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建设。

泰国“客商”领袖廖梅林，广东大埔人，1946年来到泰国，先在华校执教3年，自修泰文，后到曼谷五金行当店员，进修英文。后成功创业，现任泰国国花林有限公司董事长、泰国DNT董事长，同时设立基金会，热心公益，尤其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在任泰国客属总会理事长（第35～36届）期间，基于教育的延续性以及商业职业方面的考虑，捐地皮和钱，以泰国客属总会的名义发起建立亚洲客属商学院。1995年筹备，1998年建设竣工，当时泰国总理川·立派（中文名吕基文）主持揭幕。亚洲客属商学院以现代化教学设备和完善的环境推展中、英、泰文教学，以中文教育为主，并结合职业特点进行现代高等教育，将海外华文教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2008年8月，他又捐资发起成立泰国“孔子文化促进会”，任首任会长，发扬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的伦理文化精神，进一步推展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廖梅林历任泰国大埔同乡会理事长、泰国九属会长、泰国客属总会理事长、泰国客属总会永远名誉理事长、《泰国风》杂志社名誉社长、泰国孔子文化促进会会长。20多年来，他亲手以现代汉语、英语、泰文编写出版了大量中国的经典著作，包括《论语精选》《老子今解》《孟子摘选》《大学纲领》《中庸摘选》《朱子摘选》《程子摘选》《孙子兵法》等，合订本六次重版，印数万计，全部免费赠阅。1996年9月，廖梅林以客属总会理事长的身份率领的泰国九属会馆首长访问团回国参观访问。

泰国“客商”领袖、中华总商会前副会长丁家骏在丰顺会馆任职期间，首抓泰国的华人教育事业，常年拨款赞助华人办好各类学校的中文教育。如1991年，筹建华侨崇圣大学，捐款1000万铢泰币；坚持资助泰国的教育事业，向泰国教育部提供奖学金，资助50名泰国农业大学生开展农科研究，改善泰国农业状况；1995年又向泰国教育部门增加奖学金数额；同时，又捐献100万铢（泰币）赞助中华语文中心作为建校基金。1975年丁家骏开创奖助学基金，筹集基金120多万铢（泰币）；1986年奖助学基金增至400多万铢。凡是学业成绩优良者可获得奖学金，家境贫穷者可申请助学金，奖助学金每年颁发一次。1982年共颁发200多万铢，受奖助学生240多人。在丰顺会馆的影响下，各宗亲会也陆续设立奖助学金，激励宗亲乡贤子弟学业进步，早日成才。如今，丰顺旅泰华侨、华人的子女大部分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大学生达1万多人，出国留学的有几千人，硕士、博士合计百人以上，不少商界人士兼懂中、英、泰几种文字语言。

1913年，戴淑原担任驻槟城领事，他领导成立槟州教育会，推动采用中国教育部法令，实行三学期制度，规划统一的假期表（时至今日，马来西亚的学校也实施三学期制度）。1920年，戴淑原成功推动华校根据中国制度，采用国语教学，各校起而响应。马新的华校从那时开始就广泛采用国语为教学媒介语，免除了方言教育造成的语言隔阂。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贡献，造就了马来西亚华校教学媒介语的统一性，戴淑原居功至伟。

1921年，英海峡殖民地政府颁布华文学校注册条例，意在限制华文教育的发展。“客商”领袖陈新政在报上发表言论，据理力争，反对殖民当局的对华文教育的限制。英当局以反抗条例的罪名将陈新政逮捕递解出境。虽然有槟城华侨社团侨领如新加坡侨领陈嘉庚、林推迁等人出面为陈新政呼援，但仍然无效。

自1950年以来，领导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的历任董总主席中，基本上是“客商”领袖，比较著名的有：陈济谋（1956—1964年担任董总主席）、林晃升（1973—1990年担任董总主席）、胡万铎（1991—1993年担任董总主席）。在历代“客商”领袖的倡导推动下，南洋各地的现代华文教育发展迅速。以印尼为例，1950—1957年华校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学生84%是中国国籍，中国国籍教师占90%。其课程设置等完全按照中国国内的教育模式。为中华文化传播和中国对外经济社会交流做出重大贡献。

据梅州电视台客商专题片摄制组在马来西亚的采访报道，目前马来西亚共有华文学校60多间，其中54间是历代“客商”兴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