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教育与传播：文化自信与国家安全的重要需求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有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9]。“鉴于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的作用，汉语已经成为这一地区许多国际商业交易中使用的语言。随着西方实力相对于其他文明逐渐衰退，其他社会中使用英语和其他语言，以及用它们来进行各社会间交流的情况，也将缓慢减少。假如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取代了西方成为世界占优势的文明，英语作为世界的共同语言就将让位于汉语普通话。”[10]

新加坡的成功是李光耀儒家文化自信自觉的结果。在现代化的变革中，如果没有民族文化的自信，就会陷入亨廷顿所言的这种趋势：“政治领导人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从根本上重构他们社会的文化，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他们能够引入西方文化的要素，他们却不能永远压制或消除本国文化的核心要素。反之，西方的病毒一旦植入另一个社会，便很难根除。病毒会继续存在但并不致命，病人能活下去，但永远不会是个完好的人。政治领导人能够创造历史，但他们不能逃避历史。他们造就了无所适从的国家，但却不能创造出西方社会。他们使国家染上了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症，这成为那个国家持久和确定的特征。”[11]

亨廷顿认为，“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12]。“尽管一个国家在冷战中可以避免结盟，但它现在不可能没有认同。‘你站在哪一方’的问题被更基本的‘你是谁’的问题所取代，每个国家都必须作出回答。文化认同的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13]“当代的中华文明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影响颇大的非华人社会（韩国、越南）。”[14](www.xing528.com)

海外华文教育与传播对中国国家安全有重要性。大量在政界、商界影响巨大的华裔，他们大多都是受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的，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是同华文教育及中国文化传播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