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融合：走出去迎进来的发展之路

孙中山先生在百年前说：“盖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中国所不知所不能者，则以为必无由以致之也。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5]

文化不仅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更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文化是塑造人的，是意识形态的基础。“文化为体制之母”[6]，喀麦隆思想家埃通加·曼格尔·丹尼尔的这句话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可。文化的变革是最深层的变革，只有触动文化这一神经，社会变革才能实现全局的更新。同时，文化具有内生性，是民族生命的源泉和根本。实现文化的转型与变革，是激烈而痛苦的过程。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必须通过文化的沟通和融合作为保障，否则，任何单方面的努力都是一厢情愿，反而甚至会形成冲突的源头。近百年来，中东是世界的火药库，除了石油利益集团的争夺外，根本上还是多元文化的冲突。“拿来主义”是必不可少的，但传统是不能丢失的，是必须在“拿来”的同时大力弘扬的，是必须要走出去的。只有文化自觉地走出去，才能对比知道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这就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的真正内涵。(www.xing528.com)

文明是多样化发展的，文化认同与区域历史联系是发展的重要基础。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化成为主流。东亚的代表人物是“客商”子弟李光耀，他接受的是系统性英式教育，但却以儒家复兴为己任，长期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曾说过：“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不在意西方读者如何评价我，我在意的是我的人民如何评价我。”“盎格鲁化的李光耀学会了汉语普通话，并成为一个能言善辩的儒教促进者。”[7]这就是现代化的本土化。“亚洲的挑战表现在所有的东亚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都强调自己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有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些共性常常认同于儒教。”[8]“客商”的海外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客观上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现代化，也是一种基于历史的区域自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