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业先驱：张弼士

张弼士（1841—1916年），名振勋，原名肇燮，字弼士，广东大埔县西河镇人。幼时因家贫，读书三年即辍学。1858年，17岁的张弼士只身漂洋过海，到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谋生，先后在米店、纸行等华人办的商店里当勤杂工，与其他早年旅外华侨一样经历了种种艰难的谋生历程。在印尼的鱼档打小工时，因建议老板将富剩的鱼制成鱼干令老板获利，他也从此步入商界。先继承岳父的小酒行经营酒类，后获荷兰殖民者批准承包酒税、典当税和一些地区的鸦片烟税，财富日增。1866年，他在印尼雅加达创办裕和垦殖公司，随后又创办了裕兴、笠旺等垦殖公司。到了1868年，他经营的垦殖公司遍布整个千岛之国。张弼士不仅将以种植橡胶、开发锡矿为主的垦殖公司发展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地，还在新加坡、巴达维亚、中国香港等地开设经营药行等。当时，他的资产已达白银8000两，成为当时南洋地区海外华人中屈指可数的巨富。1878年，他创办了日里银行，涉足金融业务。1880年，他成立东兴公司专门投资开办锡矿开采加工业。1886年，他创办裕兴轮船（货运）公司，开创了民族海航业的新局面。此时，张弼士已是名副其实的海外华商首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葡萄酒的国家之一，唐朝时期就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诗句。然而，到了近代，我国却没有葡萄酒工业，这是一个重大的空白。将中国传统文化同近代工业结合起来，发展民族葡萄酒工业，同洋酒竞争，这是一个爱国民族企业家的历史责任。当时，洋烟洋酒已大量涌入中国，达官贵人喝酒嗜洋成风，每年进口洋酒耗资巨大，大量的白银流往国外。张弼士经常要和洋人打交道，出入各种商务酒会，但在酒会上看不到中国的民族品牌，这坚定了他振兴民族酒业的决心。他认为办葡萄酒业：“兴本国自有之利益在此”，“挽历年外溢之利权亦在此也”。[6]早在1871年，法国驻印尼吧城领事在一次酒会曾对他说过“中国烟台葡萄可酿上等名酒”，这对张弼士启发很大。他曾在香港等地试种葡萄酿酒，但都因所产葡萄质量不好而失败。1892年张弼士赴香港时，清廷东海关监督盛宣怀邀其到烟台商办路矿，张欣然前往考察，并着手筹建酒厂。他虽缺乏酿酒经验，但实地考察后，认为烟台南依青山，北临碧海，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土壤条件得天独厚，纬度也和法国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差不多，适宜栽种酿酒的良种葡萄。1892年张弼士投资300万两白银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张裕公司是中国第一个工业化生产葡萄酒的厂家，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葡萄酒生产经营企业。“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匾牌是当时状元出身的帝师翁同龢写的。后康有为到公司参观，借酒助兴，写下“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的诗句。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来烟台，参观了张裕葡萄酒公司，亲笔题赠“品重醴泉”四字，更使张裕酒声名大噪，蜚声中外。1915年，张弼士率中国实业考察团携酒赴美洲，公司所产的可雅、红葡萄酒、雷司令、琼瑶浆（后改为味美思），在巴拿马万国商品比赛上获金质奖章和最优等奖状，为中国葡萄酒首次在国际上争得了荣誉。因可雅酒获金质奖章，遂将奖章缩印在商标上，改名为金奖白兰地。张弼士此行被外人誉为“中国科技文化进步的标志”。

张弼士曾算过一笔账：“本公司若出酒10万箱，每年玻璃樽瓶大小约有100万至200万个。如向日本购置，玻璃料贵质量又欠佳，大者每只取价6元，小者取价3元或4元。每年不下10万元之数。若雇用西洋技师，在烟台制造玻璃酒樽，可节省六成费用。”[7]为此，他在烟台附近创设玻璃制造厂，除制造酒瓶所需凹底及平底酒樽外，还制造其他用具，如平底玻璃、玻璃管各种容器，餐台器具和药用玻璃容器等。这一精打细算，不仅节约了费用，提高了效率，还掌握了经营主动权。因此，他在烟台附近创设玻璃制造厂，这是中国玻璃制造业的开端。为了推动国内民族工业的兴起与发展，他还以巨额投资在国内兴办农、工、路、矿、机械、垦殖等企业。先后创办了广州亚通机织公司、惠州福兴玻璃公司、雷州普生机械火犁（拖拉机）垦殖公司等企业，大量引进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为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8]

张弼士也是我国铁路业的奠基人之一。兴修铁路在“洋务运动”初期争议很大，慈禧、李鸿章等当权派开始都反对，后经郭嵩焘等改良主义者的鼓吹，朝廷才认为兴修铁路是兴国之举。但在路权、资金、设计、征地、经营等问题上却一筹莫展。就连极力主张兴修铁路的张之洞、盛宣怀等也十分困惑。总理船政的沈葆桢在同治六年（1867）反对兴修铁路时曾说：“商贾之生计，有力者尚可改图；民间之田庐，贪利者犹可易也；至坏其祖父之坟墓，虽至愚极不肖者，亦必痛心疾首，聚族而争。”[9]但这些问题在张弼士兴修潮汕铁路中得到完全解决。他同张榕轩、张耀轩兄弟投资兴建的潮汕铁路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中国人自己投资、自己设计、自己运营的铁路，也是第一条中国商办铁路。1894年，张弼士投资兴建广三铁路、开采金矿和银矿。1898年，张弼士任粤汉铁路（今京广铁路南段）帮办。1900年，张弼士再次督办粤汉铁路。(www.xing528.com)

张弼士也是我国近现代金融业的奠基人之一。1897年，张弼士得到李鸿章的保荐，参与中国通商银行的筹办，出任银行总董。1915年4月，张弼士应美国总统威尔逊之邀，率团赴美签订中美银行合约和筹备在北京、上海与美国纽约、三藩市成立中美合资的第一家国际金融机构。当时美国的《纽约时报》称其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1916年9月12日，张弼士病逝于印尼。移柩归籍途经新加坡、香港时，英荷政府下半旗致哀，港督躬亲凭吊。灵舟由汕头溯韩江到大埔时，两岸民众到处设牲祭奠。孙中山送花圈和挽联，挽联曰：“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民主革命先驱、国学大师章炳麟敬送挽联曰：“南人光祖国，天际以归魂。”时任民国政府总统黎元洪特派广东省省长朱庆澜专程前往大埔为张弼士致祭，并送挽联：“念粤中实业萧条，惜彼苍不留此老；比汉代输边踊跃，问当世更有何人？”中国第一个具有比较系统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实业家、一代“儒商”郑观应对张弼士尊崇备至，誉其为“商务中伟人”，并亲自撰写《张弼士君生平事略》，书中有感言，“所最难者，拥厚资不自暇，晚年已垂老，不惮焦劳，无非欲提倡实业，遂其救国救民之志”。[10]张弼士是19、20世纪之交，敢于同西方列强竞争并取得成功的中国企业家之一，是爱国华商的优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