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业发展民族产业：近现代客商主流

“在商言商”，是谓“商道”，即商业文化。“商道”的内涵是非常宽泛的，不同层次的商人、不同时代的商人对“商道”有不同的认识。比如“商道”中最基本的要求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商人。传统中国是重农抑商的，商业发展曲曲折折，社会对于商人的概念就是搞流通的，买进卖出、低买贵卖，以此渔利。在儒家的仁道看来，大抵属于不仁，因此，儒家的义利观在大方向是蔑商的。所以，在儒家统治思想的传统中国，有关“商道”的论述很少，基本上没有形成“商道”的理论体系。直到19、20世纪之交，郑观应提出“商战”思想时，中国思想界仍然是愕然而批之。到现在为止，我国的大专院校商贸专业仍然没有明确的《中国商业文化学》和《中国商业伦理学》学科体系。

进入近现代，“商人”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于流通领域和商业领域，也不再是买卖人的代称，“商人”更重要的内涵是实业，“商人”的叫法逐渐被“实业家”“企业家”所代替。

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工业化。“发展的观念常常被作为工业化过程的同义词看待。”[2]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工业化的内涵：“是一系列基本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生产的现代化和机械化”；“农业本身就包括在工业化过程之内，并且是这个过程内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工业化的内涵非常广阔，既包括工业生产、布局和装备，也包括农业生产的工业化装备、农产品的工业化深加工、农村人口的工业化转移、工业化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等。工业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主题。[4]但无论如何，工业建设是工业化的核心内容。兴办实业，发展民族工业，和西方列强竞争，是近现代商人爱国兴国的根本，是爱国实业家的历史使命。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历程是艰难的，从无到有，还要同西方列强先进的生产体系竞争。一大批民族实业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www.xing528.com)

“客商”是近现代高举“实业救国”的爱国实业家群体。大力兴办实业，发展民族工业是“客商”群体区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特征，也是“客商”能够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中得以延续并壮大的根本原因。可以这样讲，传统“客家商帮”的重要特征是儒商本质，近现代“客商”的重要特征是实业意识。洋务运动以后，南洋“客商”回国兴办实业，发展民族工业，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时，归国“客商”不仅在开放口岸开设工厂，将先进的工业生产体系带到国内，而且，在当时中国落后的粤东北山区开启了近现代工业化历程。近代“客商”还在国内兴修铁路、成立劝业会，发展民族工业。近代著名“客商”领袖张弼士是近代民族工业的杰出先导者之一，是中国葡萄酒制造业、农业机械制造业和玻璃制造业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近代海运业、铁路业、金融业奠基人之一。[5]

新中国成立以后，海内外“客商”更是积极投入到实业兴国的行列。世界产业大王中，“客商”群体中仅梅州籍就有20多个。著名的有：“维他奶大王”罗桂祥，泰国“石油大王”丁家骏，香港“人造革大王”田家炳，香港“领带大王”曾宪梓，等等。改革开放以后，国内著名的消费流域的许多民族品牌就是“客商”的杰作，比如：“金利来”品牌（曾宪梓），“永芳”化妆品（姚美良），“舒雷”丝宝系列（梁亮胜），法国“绅浪”服装系列（叶华能），“星光”印刷（林光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