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探索救国的积极创举

近代第一个明确提出“商战”口号的是“客商”郑观应。

郑观应（1842—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的客家人。咸丰八年（1858），郑观应到上海学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光绪初年，郑观应开始投资清廷所办的洋务企业，在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以及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的五金矿等企业中都有投资或股份。此外，他还联络同人集股开办造纸公司和开垦公司。郑观应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也是启蒙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是在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提出来的。“商战”的概念并非郑观应第一个提出，曾国藩在致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一封信函中已提出“商战”，“至鬻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两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早在鸦片战争后，包世臣就察觉到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别在于生产方式的落后。他说：由于“洋布大行”，价格远低于土布，以致江南一带的手工纺织业已大批陷于破产，并进而影响到棉花的销路，造成了“商贾不行，生计路绌”的城乡经济衰落的情况。光绪四年（1878），湖广道御使李墦更是指出：“泰西各国，谓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蚀人之资财，并拒人之形胜，盘踞已久进惟所欲为。古之侵人国也，必赞财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国血，既辟土而又生财，故大学士曾国藩谓‘商鞅以耕战，泰卤以商战’诚为确论，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郑观应吸取了前人及同时代人这方面的思想精华，结合了自己的商海经验，提出了系统的“商战”理论，使“商战”思想成为近代实业救国的核心理论。(www.xing528.com)

郑观应把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两种，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故而“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为进行“商战”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郑观应强调：“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坐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图者，必借端而胺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郑观应大胆提出在中央六部之外特设商部，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衢，由素有声望的绅商为局董，支持和保护工商业发展。同时，于各府、州、县设之商务公所，由工商业者自行选举商董。要发展现代工商业，就必须有一大批具有近代素质的企业家与管理者，建立新的管理制度，按照明确的商事法则行事。这些明确的思想说明，郑观应的“商战”在当时是先进的，是一种探索救国的积极创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