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商代表：为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积极支持祖国抗战

1.支持抗战、个人捐款最多的爱国侨领、“客商”领袖胡文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出钱出力，从各方面声援祖国。胡文虎首捐2.5万元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1月28日，日军挑起上海事变，进攻淞沪，胡文虎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即电汇一万元交至中国红十字会，做沪难救伤之用；2月下旬，何香凝在沪组织救护队，因经费困难，致函胡文虎请求援助。胡文虎接函后即又汇来一万元，并寄来大批药品。为表彰胡文虎对淞沪抗战的大力支持，1933年年初《申报》刊登虎标永安堂的广告词：“国难紧急中，我们需要的是民族英雄；天气严寒日，我们需要的是虎标良药。”下面是蔡廷锴将军的题词手迹：“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君，热心救国，仁术济人。其所制虎标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诸药品，治病灵验，早已风行海内，众口同称。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书此以留纪念。”[32]淞沪会战后，胡文虎又慷慨捐出一万元救济上海难民。同年年底，他鉴于国内急需救伤车辆，特捐购最新式大号六轮救护车两辆，派人监运回国，交长沙救护当局，供前方救伤之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胡文虎除捐助大批药品、物资外，又出钱组织华侨救护队，直接回国参加抢救伤兵工作。他及时将储存在香港永安堂的一批价值8000多元的纱布急运上海，支援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抗日救护队。1938年春，福建各地遭日本飞机轰炸，救伤车辆不敷应用，民政厅厅长急电胡文虎，请拨借1.2万元购置救护车，以应急需，胡文虎接电后特函复福建省主席陈仪，愿捐救护车两辆，随后将车运到福建，交卫生处使用。同年四月他捐资200万元创建残废军人疗养院。5月，厦门失陷后，闽南粮荒严重，他立即组织在海外购买大米十万余包，运往漳州、泉州平粜。10月广州失陷后，避港惠属难民较多，何香凝等面请胡文虎设法救济和收容，他慨捐1万元，在新界购地建筑新的保育院。同时，他还嘱香港永安堂分行拨款1万元，资助香港救济难民委员会，同年年底，他进而在星洲客属总会中建立救济难民会，亲任会长，开展经常性救济施赈工作。此外他还捐资给内地及香港十多家医院，用于救死扶伤。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应付非常时期的开支，维持长久抗战计划，特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胡文虎认为“此项公债为救亡图存之切要经费，凡属国人均应踊跃购买”[33]，他首先购买20万元公债，后又认购30万元，同年8月，他又将存在中国银行准备用于建设小学的200万元存款用于购买救国公债。

在抗战期间，胡文虎一直致力于构建客家族群与民族国家的民众认同感，这可以在其社会活动与其事业中得到印证，在星洲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胡文虎强调应忠于国家，以救国、救灾、慈善、文化事业等爱国行为回报祖国。

2.第一个为祖国抗战而牺牲的爱国侨领——“客商”领袖蚁光炎先生

蚁光炎（1879—1939年），广东澄海东里镇南畔洲村客家人。出身贫苦，17岁到越南，后转泰国谋生，经营航运业和火砻（碾米）业致富，成为商界翘楚。20世纪30年代，蚁光炎的企业已拥有职工十多万人。1922年粤东、闽南“八·二”大风灾和1931年北方黄河大水灾，他均慷慨捐巨款救灾。蚁光炎每年用在中泰慈善事业的款项逾10万铢；还解囊支持泰京崇实学校，以助贫侨子弟入学；创办俊才夜校，专为成年侨胞补习泰文。蚁光炎在事业有成之后，为旅泰华侨和泰国人民做了很多慈善公益事业，自家却过着俭朴的生活，赢得崇高声誉和广泛尊重，于1936年当选为第16届暹罗中华总商会主席。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蚁光炎以抗日救亡为己任，领导泰国中华总商会，号召华侨抵制日货，使日泰贸易额半年之间锐减一半。蚁光炎率先发动属下拒绝为日商驳运货物，带头拒卖暹米给日本，领导侨众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战时经济。同时，他在侨胞中筹募爱国捐款，先后共筹款600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为祖国抗战筹措了大量的外汇资金。为解决祖国抗日将士御寒之需，蚁光炎曾以华侨慈善机构“报德善堂”的名义组织侨胞捐献衣物，三天之内就把泰国的布匹买光了。滇缅公路开通后，他还带头捐献卡车，发动华侨机工回国服务。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后，他通过宋庆龄、廖承志及香港华比银行的渠道，向八路军、新四军捐赠卡车、药品并多次给予汇款支持。蚁光炎还以泰国中华总商会名义发函介绍爱国侨生到陕北公学学习，并资助路费。当时，泰国华侨青年赴祖国参战的很多，仅奔赴延安的就有300人左右（约占延安华侨青年的一半），其中许多人都是经由蚁光炎的介绍和资助才得以成行的。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

蚁光炎还在曼谷创办《中国日报》，宣传抗日。1939年5月，蚁光炎冒险回国，辗转奔波于广东、香港、重庆等地，除向国内国共两党有关方面报告侨情、捐款慰劳抗日军民、谋划救济家乡受难同胞和接洽沟通侨汇外，还提出“加强抗战，开发西南”的主张，并在云南边境兴建垦殖场，捐款抗日军费2万元，同时号召华侨投资西南大后方，受到国内的重视和侨胞们的响应。

当时泰国执政的銮披汶当局实行亲日政策，蚁光炎的抗日行动引起了他们的恐惧和仇恨。他们阴谋策划了针对蚁光炎的暗杀活动。1939年11月21日晚，泰国（时称暹罗）曼谷繁华的耀华力路上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血案，时任中华总商会主席的蚁光炎先生在敌人的枪口下倒下了。弥留之际，他仍用微弱的声音嘱咐家属：“我虽死，尔等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蚁光炎是因领导泰国华侨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而被日伪人员杀害的。在海外著名侨领中，他是第一个为祖国抗日而牺牲的英烈。

蚁光炎生前曾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国民外交协会分会筹备主任、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会委员以及广东省参议员等职。

3.华侨抗日义勇军大刀队队长——“客商”周辉甫

周辉甫（1872—1942年），广东梅县荷泗人。周辉甫幼年习武，17岁去南洋经商谋生，后结识革命党人，加入同盟会，四处宣传革命，募集革命经费。1911年11月，周辉甫回到家乡，与革命同仁一起和平光复嘉应州。后到广州，参加姚雨平总司令领导的广东北伐军。周辉甫让儿子周达到南洋招募爱国华侨青年，参加革命队伍。当时陆续有百余人到香港集会，成立了华侨炸弹队，拟进攻广州。旋以广州清军反正，乃改为北伐华侨炸弹队，编入姚雨平总司令率领的广东北伐军，公推周达为队长。北伐军至南京后，周达因炸弹失慎而殉难，全队推周辉甫任队长，“父袭子职”，在北伐军中被传为佳话。随将队改为营，合原有官兵及后加入者达300多人。营中官兵2/3为梅县和大埔籍，“客商”及其子弟不少。在北伐作战中，这支队伍立功甚伟。1920年，周辉甫任广东护国军第四军帮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年近60的周辉甫义愤填膺，大呼非全民奋起，不足以救亡。他积极串联组织华侨爱国志士几百人，于当年10月从广州北上援助抗日义军。临行前，作诗《北征》与家人诀别：“国破何家为，敢懈匹夫责？救亡非无方，厥有背城籍。我昔有誓言，忍为暮年易？欲善谁不知，今况多同泽。死惟求得所，微躯乌足惜。誓斩楼兰还，长风送行役。”到上海后，因交通被日寇控制，周辉甫在上海组织“国难救济会”和“华侨义勇军”。“一·二八”事变爆发，周辉甫组织的“华侨抗日义勇军大刀队”，参加十九路军的淞沪会战，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蒋光鼐任命周辉甫为大刀队队长。周辉甫率领“华侨抗日大刀队”，转战闸北、御敌浏河，痛歼日寇，共灭敌几百人，击沉敌船七艘。后周辉甫在请求援兵的途中被汉奸俘获，送日寇营中，周辉甫大义凛然，12天后，以计逃脱。重返大刀队，与蔡廷锴、蒋光鼐约定反攻日寇。后十九路军被迫奉命撤退，反攻取消。周辉甫报国无门，被迫回到家乡，以诗抒愤。后又三次到南洋募款筹建“梅兴中学”，亲任校长。1942年，周辉甫病逝，国民政府授予其二等文虎章陆军少将衔。

4.回国参战、英勇捐躯的钟若潮

钟若潮（1911—1944年），原名计廷，又名李中，广东梅县人，1926年赴暹罗（泰国）习商谋生。1927年参加暹罗工人工余书报社，刻苦学习文化。1935年参加了“暹罗反帝大同盟”。1936年加入暹罗共产党，任支部书记。1938年10月，钟若潮回到香港，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介绍，参加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1938年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成立后，他任增（城）龙（门）队副队长，在增城腊布、竹坑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春，他担任中共增城县南区区委书记、增（城）从（化）番（禺）沦陷区工作委员会宣传委员等职。1941年春，成立增从番抗日游击大队，他任大队主力中队的指导员。1942年秋，钟若潮改名李中，调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黄布中队任政治指导员，后又调任独立中队政委。1944年4月，钟若潮亲率中队奇袭东莞水乡芦村，深入敌人心脏，一举歼灭伪军40多人，缴获轻机枪2支，步枪40多支。同年5月7日，日军加藤大队和伪军共400余人，配有炮兵和骑兵，远道奔袭我军司令部驻地。钟若潮奉命率领独立中队一个排，抢占马山，阻止敌人进攻。他们与数量10倍于我军的敌人开展激烈的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敌人不甘心失败，用山炮从三面向我马山阵地狂轰滥炸，阵地一片火海，不少战士伤亡。泥沙掩盖了战士的身体和武器，机枪不能开火，情况十分危急。他坚定沉着，指挥战士从泥沙中挖出武器，排除故障，用手榴弹打退敌人进攻，保护司令部和群众的安全转移。后来，我驻长山口的第五大队等部队闻讯赶来，形成对敌人的三面夹击，狠狠打击了敌人，毙伤日伪军百余人，指挥官加藤大队长逃回樟木头后剖腹自杀。但他却在激战中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当卫生员前往抢救时，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用微弱的声音说：“要督死守住阵地，保卫司令部的安全！”话音刚说定，心脏就停止了跳动，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坚守马山的英雄战士亦全部壮烈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梅塘人民为马山战斗牺牲的烈士立纪念碑，以志怀念。

5.港九“秘密大营救”的主要组织者和执行人，有“梅州大侠”和“客商”领袖之称的廖安祥(www.xing528.com)

廖安祥（1907—1997年），广东梅县人，香港“香港亚洲贸易公司”的创办者。抗战开始后，廖承志同志在香港以粤华公司为招牌主持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工作，从1937年2月起就让廖安祥担任党的交通员。廖承志领导的港九“秘密大营救”，廖安祥是主要组织者和执行人，掩护抢救陷落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等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同时，廖安详开办“源吉行”筹集华南抗战经费和物质。一次将所辛勤挣得的4万元港币全都捐了出来，其中2.5万元交给连贯同志，让他拿去办些对抗日救国有用的事，连贯同志就购置了两条船用于抗日运送，后来这两条船在抢救文化人的秘密大营救中起了重大作用。解放战争后，廖安祥想方设法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安排接送一大批仁人志士赴京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中有：陈嘉庚、吴荻舟、白杨、刘斐、张志祥等，还安全运送“两航起义”（中国民航与中央民航）有关人员共3000多人回国。后他在香港创办“香港亚洲贸易公司”，为新中国运送多种紧缺物资，支持国家革命和建设。

6.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会长、梅县籍马来亚“客商”领袖李介夫

李介夫1908年生于广东省梅县，1928年，他离开老家到南洋经商谋生，后在新加坡、马来亚等地从事华侨教育工作。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满怀救国热情回国参战，1938年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校长办公室主任秘书。1939年7月16日，李介夫领导成立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驻延办事处。1940年9月5日，由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驻延办事处发起的留延华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来自新加坡、英国、法国、美国和印尼等国家的华侨170余人出席大会，洛甫（张闻天）、王明以及吴玉章等中共中央领导到会并发表讲话。大会宣告“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简称延安侨联）成立，通过了章程并选举李介夫为主任。延安侨联的宗旨是：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系和宣传，组织华侨归国抗战，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和兴办各种企业。1941年3月23日和10月5日，分别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德和博古、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到会，对华侨抗日爱国壮举给予了高度评价。联合会成立后，李介夫连任三届延安侨联执委会主任。李介夫领导延安侨联对侨胞开展宣传、联络，募捐救济难侨，发起组织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在延安开办华侨毛纺厂和制药厂，组织归侨参加抗战和边区建设，密切团结与联系海外侨胞，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华侨统战工作，为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宣传、科教卫生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接待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率领的“回国慰劳视察团”；向海外亲友和众多侨胞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扩大了我党的影响；成立了由30多名华侨组成的海外研究会，在党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对侨居国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应邀参加边区参议会会议，提出多项涉侨抗日提案，发挥了参政议政作用；培养党政军和外事侨务工作领导骨干以及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还涌现出李林、沈尔七、林烈等华侨抗日烈士。

1941年11月，李介夫被选为边区二届参议会议员。抗战期间，李介夫领导了全体留延安华侨，他们对抗战的真诚奉献和不懈努力，受到抗日各界的好评，还多次受到中共中央的嘉奖。延安《新中华报》的社论曾指出：“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的。”

1946年3月12日，延安侨联召开会员大会，将该会名称改为“延安华侨联合会”，谢生（钟庆发）为理事会主任。1947年3月，延安侨联随党中央撤出延安。撤离前夕，周恩来、李维汉、廖承志和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出席了有数十名华侨干部参加的座谈会。1948年下半年，延安侨联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会议，选举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推荐李介夫为归侨代表，并将该会改名为“中国解放区华侨联合会”，主任仍为谢生（钟庆发）。至此，“客商”李介夫、钟庆发领导的延安侨联的活动达8年之久，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杰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介夫曾任全国侨联顾问、湖南省侨联主席。[34]

7.红色资本家、“猪鬃大王”古耕虞

古耕虞（1905—2000年），谱名古大田，字耕虞，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古耕虞是享誉世界的“猪鬃大王”，与“钢铁大王”胡子昂、“机械大王”胡厥文、“纺织大王”荣毅仁、“水泥大王”周叔弢并称“中国工商界五巨子”。

古耕虞祖籍梅州。先祖古日才，于清康熙年间从广东省嘉应州长乐县梅林约（今梅州市五华县梅林镇）堵河石迁徙到重庆。古耕虞的祖父是个织布的手艺人，后来成为一个手工织布作坊的小业主。古耕虞的父亲古槐青因考秀才未中，遂弃学经商，在族叔、重庆总商会会长古绥之“正顺德”和“同茂丰”山货字号当伙计，后自己创办“古青记”山货行当。

古耕虞先后在私塾和广益中学读书，1919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专科。求学期间，他显露出交际才华，被推选担任大学交谊堂四川同学会会长。1923年入南通学院纺织专科读书。1925年在父亲古槐青创办的“古青记”山货字号当学徒，经营红色“虎牌”猪鬃，并打入国际市场。

1937年抗战爆发后，“古青记”的猪鬃成了各同盟国的抢手货。国民政府移都重庆时，军事委员会为统一管理猪鬃的出口，决定成立了四川畜产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古耕虞任总经理。他通过多种渠道，将战乱中的猪鬃出口，为国家换取外汇和军用物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多次夸赞古耕虞“为抗战立了功，是一个出色的爱国者”。

另外，在抗战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客商”领袖还有：

刘家棋（1898—1981年），广东梅县人。1927年赴巴达维亚，曾任巴城华侨公会、中华商会、皮革公会等侨团的理事、主席等职。“七·七”事变后，曾任巴城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监察委员，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和筹款赈济祖国灾民。

邓军凯（1901—1954年），广东梅县人。1926年到毛里求斯经商。后在《华侨商报》和仁和会馆任职，兼新华中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常撰文号召侨胞支援祖国抗日。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宣传中央人民政府各项政策，号召华侨团结进步，支援祖国建设。他在新闻报道上敢于坚持真理，不受威胁利诱所影响，被誉为“文化斗士”。1954年9月，邓军凯代表南非侨胞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返毛里求斯途经上海时不幸病逝。上海及梅县各界人士分别举行公祭，毛里求斯市议会追授友谊勋章，梅县人民政府也立碑纪念。

冯灿利（生年不详），广东丰顺籍人。抗战后从事华侨工作，配合泰国侨领蚁光炎先生等爱国华侨，积极发动华侨捐资，支援抗日，支持和组织帮助华侨青年奔赴祖国参加抗战。1939年被委任为暹罗中国国民党海外执行委员会主席。时日军南侵泰国后，大肆搜捕支援抗日的爱国侨胞，同年11月，爱国侨领蚁光炎先生被杀害，冯氏被捕入狱，监禁两月后，被逐出境。“国将不保，安有家焉？”冯氏回到祖国丰顺，即离别妻小，北上奔赴抗日前线，后入川，曾任广济服务所所长。1940—1944年，被委任为国民参政会之华侨参政员，抗战胜利，续被委任前职。后于1948年重返泰国。

徐明皆（1875—1937年），广东丰顺人，泰国曼谷“合兴利银信局”的创始人。抗战期间，捐资支持十九路军，荣获蔡廷锴签署的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