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商群体中的革命者：探寻身份认同和社会作用

近现代史上，除孙中山以外，“客商”集群中还走出六位革命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客商”子弟叶剑英，早期民主革命者郑士良，檀香山“客商”领袖、孙中山的兄长孙眉，旅美惠州籍的“客商”子弟廖仲恺，还有两个“客商”子弟：一个是一代名将叶挺，另一个是北伐名将、民主人士黄琪翔。

1.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叶剑英（1897—1986年），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父亲叶钻祥（1871—1921年）自幼习武，曾考取清朝时的梅州武秀才，但无用武之地，只好继续留在横山做酿酒、磨豆腐一类的小本营生。每逢圩日就到松口镇去摆摊叫卖。此外，常常帮助穷苦人杀猪、打鱼，有时还兼做‘水客’，往返于南洋和雁洋堡之间，热情地为华侨和侨眷捎物送钱，传递信息。他心地善良，耿直厚道，办事稳妥，颇为乡亲们所称道。1916年冬，叶剑英在父亲的安排下乘船到马来亚怡堡，随伯父经商。翌年回国，在父亲和伯父借贷支持下，进云南讲武堂学习，从此走向革命道路。

叶剑英是当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之一，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一位杰出领袖，他在90年的生命历程中，在无数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拯救了无数的生命，也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和地位，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12]

2.早期的民主革命者郑士良。郑士良（1863—1901年），字弼臣，广东归善（今惠阳）客家人，出生于商人之家。少有大志，乘性侠义，后加入三合会。1881年到广州求学，入德国教会所办礼贤学校，1886年入博济医院学医，与孙中山是同学，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十分赞同，二人深相结纳，共图反清大业。1888年回到淡水开设同生药房经商，暗中联络会党，为日后起义做准备。1893年参加在广州南园广雅抗风轩召开的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团体会议。此后几年，经常到广州、香港，与孙中山、陆皓东、程璧光等人聚谈时事政治，孙中山委托他负责结纳会党，联络防营。1895年，郑士良从澳门赴香港协助孙中山筹建兴中会总部，分担组织武装力量的重任；后与孙中山等到广州建立兴中会分会，在讨论起义计划时被指定专门负责联络广州一带会党，亲赴北江联络会党首领梁大炮，得数千众。起义计划事泄失败，关士良与孙中山等东渡日本，不久奉孙中山之命返港从事联络内地会党的活动。

1899年郑士良依照孙中山的指示，与陈少白等在香港设立联络会党的机关，参与成立兴汉会，推孙中山为会长。1900年，孙中山先生观察清廷经受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沦陷后，北方陷于无政府状态，南方各省联倡自保，隐然独立，无法控制，孙中山认为是最好的起义时机。后三洲田起义不成功，郑士良被迫下令解散余部，与黄福等人避往香港。三洲田起义震动了两广乃至全国，为辛亥革命奠下基础。郑士良不因失败而气馁，继续往来于日本、香港间，与孙中山筹划再举。清廷对他们恨之入骨，务欲除郑氏而绝后患。屡由两广督署行文于香港政府，指郑士良为杀人越货的大盗，请准引渡归案。郑士良与当时英美传教士颇熟，乃将实情诉之于英美传教士，谓清廷诬构罪状，欲以剥夺人民的自由与民主，扑灭人民革命思想，以取得他们的同情。当时西方的传教士于港府颇具影响，亲向港府解释，请勿干预。嘱郑士良洗礼为基督教徒，凭借基督教的掩护，照旧进行革命工作。清廷明计不得逞，遂转而进行秘密毒害，派一官员，化名为内地某会党的首领，与郑士良结交，谓拥有群众颇多，可为革命效力。郑士良欣然深信而不疑。某日相约聚饮于石塘咀某酒楼，伪装的清官员于酒中下毒药，郑士良饮后归家，毒发而逝，时年仅三十余岁。[13]

3.倾家荡产、坚定革命的孙眉。孙眉（1854—1915年），字德彰，号寿屏，广东香山翠亨村人，孙中山胞兄，幼年家境贫苦。据传，孙眉体格健壮，力大无比，两牛相斗，他能把牛分开，一个人能打十几个土人，因此人称“生张飞”。1871年，孙眉跟母舅杨文纳前往檀香山经商谋生。后来在茂宜岛垦荒，经营农牧业兼营商业，数年之后，成为当地首富，被称为“茂宜岛王”。1878年，孙眉寄信回国，请其母偕12岁小弟孙文（孙中山）到檀香山协助其经营商店业务。孙中山志在读书，不愿为商，孙眉欣然送其入学读书。1883年7月、1885年4月孙中山两次回国，在香港、广州读书。孙眉虽对其弟不愿来檀协同经商不满，但重兄弟之情，仍不断汇款资助孙中山生活和求学。

1894年10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准备创办兴中会，向孙眉说明创立意图，眉赞曰“志大言大”，首先赞成并捐款赞助。同年11月，兴中会成立，孙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他积极宣传革命，游说组织亲戚朋友等华侨二三十人参加兴中会，并捐资支持革命。1895年广州起义急需经费，孙眉则以平贱价钱出售牲畜，以捐充军饷。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行债券，孙眉将千多头牲畜变卖认购债券。孙中山奔走革命旅费之需，孙眉曾将珍藏的“龙涎香”变卖作旅费。

1895年秋，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孙中山亡命日本转往檀香山。孙眉对孙中山说：“这不算一回事，还应该干下去！”1903年孙中山由日本到檀香山，母亲杨太夫人劝他说：“革命的目的在救人，行医目的也在救人，何必东奔西跑。”孙眉闻之答曰：“行医只能救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应始终一贯，岂可轻易变更，前功尽弃。”孙中山倡导革命大业时，孙眉给予的物质、精神的支持和鼓励，对他的革命生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08年孙中山领导反清革命，因经费筹措不足，工作开展极其艰难，而策划的西南边疆起义在即，孙中山心急如焚。此前，孙眉变卖家产从檀香山归国支持革命，住在香港九龙。当时，孙眉已由富豪变为赤贫，却毫无怨言，他的反清斗志坚定不移。1909年冬，因筹备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孙眉从广州回到香港，在九龙联络会党。1910年9月，孙眉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赴马来西亚槟城参加革命党人会议。1911年，为推动革命进程，他毅然接受孙中山委派，秘密潜入湛江（旧称“广州湾”），任同盟会南方支部副部长。孙眉化名“黄镇东”，人称“黄大哥”，与老友杨德初一起以经商为掩护，开展反清斗争。经友人介绍，孙眉认识了倾向共和思想的赤坎商人杨益三，住在其大通街荣兴号商铺，后亲自发展杨益三为同盟会员，并成为广州湾同盟会机关领导人之一，负责筹款支持西南边疆起义。孙眉在三泰利号设通讯处，以赤坎为落脚点，重点活动在吴川、化州、高州一带。孙眉还代表孙中山审批发展同盟会组织，签发委任状，高雷各县先后都成立了同盟分会，并配备了领导成员。孙眉曾四次深入吴川梅菉、泗岸等地，吸收同盟会员，传播革命火种，使吴川成为同盟会在南路的一个重要据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吴川籍志士庞雄。孙眉在湛期间，通过党人筹集了大量经费，及时支援防城、钦廉、上思等地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孙眉在湛江积极响应，迅速组织南路各地起义，收复雷州半岛等地，为民国的建立和民主革命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当时广东有人提议由孙眉出任粤都督，孙中山即电广东各团体及各报社，说，“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政治。粤督任重，才浅肆应，绝非所宜；安置民军，办理实业，家兄当能为之”。表示不赞成此举，又致电孙眉，“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政治非兄所熟习，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就此大任”。孙眉欣然接受。

1913年秋，孙眉移居澳门，1915年2月病逝于澳门。孙眉被称为创建民国的幕后英雄，有人更把他誉为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的“财政部长”。1934年建设纪念中学时，四座校舍其中之一座被命名为“寿屏堂”，以此作为对孙眉的纪念。1935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拨国币一万元，将其骸骨从澳门迁葬于翠亨村犁头尖山麓的总理故乡纪念中学后左侧山地，由其侄孙科立碑，以表彰其对革命的贡献。

4.坚定的革命家廖仲恺。廖仲恺（1877—1925年），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广东归善县鸭仔埗乡窑前村（今广东惠州市惠城区陈江镇幸福村）客家人。廖仲恺祖居梅县程江太和乡，祖父廖景昌时迁到惠州。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幼年家境贫寒，早年到美国当华工，后曾在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精通英语和汉语，毕业后便在香港汇丰银行任翻译等职。1871年左右，廖竹宾携全家前往美国旧金山市工作，负责处理汇丰银行在美国的商务，并于1875年出任该行旧金山分行的副经理。到1877年廖仲恺出生时，廖竹宾已是颇有地位和财产丰裕的知名侨商。廖竹宾有三子一女：恩焘、恩煦（即廖仲恺）、恩勋和静仪。廖竹宾是一位热爱祖国的海外赤子，他不满美国当局对华人的迫害行径，对华人在国外的境遇十分关注，从1875年10月起，多次协助筹款并出资兴建华人医院，解决华人看病难的问题。他虽然侨居海外，但常以做一个中国人而自豪，常“教育子女，辄以国学为先”，不要忘记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他常对子女说：“祖国是每个人的灵魂和生命所寄托的，灵魂没有寄托的人，生命没有寄托的人，就像树叶离开树枝一样，失去了营养的供给，便会焦枯而死的。所以，我们要爱自己的祖国，不忘记祖国的文字，这就是爱护祖国的第一个条件。”为了让子女接受国学的教育，他把17岁的长子恩焘送回国内学习，让其在举人陈伯陶开设的专馆里研读国学。1885年仲恺8岁时，旧金山办起了第一所华人子弟学校，从国内聘请了一些秀才、举人来校执教，教授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经史典籍。仲恺除了每天要修英文外，每天下午要到华人设的国学专馆，攻读唐诗、宋词和古文等科目。所以，仲恺先生虽出生在异国，但在他的童年时代的蒙学生涯里，就受到了很好的国学教育，其父亲的爱国主义思想从小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灵。廖竹宾侨居国外多年，一直不忘祖辈的习惯和乡规，尤其是崇尚客家大脚妇女勤劳、刻苦、俭朴、坚毅的美德。在临终时嘱咐儿子：“必须讨个大脚妇女做媳妇。”廖仲恺按照父亲的遗愿回国寻找大脚媳妇，这是与何香凝的姻缘之一。

1893年，16岁的廖仲恺护送父亲的灵柩从美国旧金山回到故乡，把父亲安葬在故乡的一座山清水秀的小山上。廖仲恺于1896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次年与何香凝在广州结婚。1903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并与有志青年相互激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

1903年9月，廖仲恺与何香凝访问孙中山，向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随后遵照孙中山指示，在日本“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1905年9月1日，廖仲恺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总部外务部干事；随后奉孙中山命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以“屠富”“渊实”等笔名在《民报》发表译作《进步与贫乏》《社会主义史大纲》等，是最早介绍和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中国人之一。武昌起义后，廖仲恺在广州就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1912年5月，廖仲恺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司司长，实行地税换契法，整理财政和税收。宋教仁案发生后，廖仲恺赴北京发动国会议员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被任命为财政部副部长，致力于反袁斗争。1917年，廖仲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尽力于护法事业。他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发表《三大民权》《〈全民政治论〉译序》等文章；同时翻译孙中山用英文写的《实业计划》第一计划。1919年10月，廖仲恺任中国国民党财政主任，称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并马上与朱执信等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学习。1919年和1920年，廖仲恺多次奉孙中山命赴福建漳州，帮助援闽粤军的建设和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推动粤军回师广东，驱赶桂系军阀。1921年5月，廖仲恺任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支持孙中山出兵讨桂和北伐。陈炯明公开叛变前夕，廖仲恺被囚禁于广州郊区石井兵工厂，经何香凝等营救脱险，当即乘船赴港转沪，与孙中山重新会合，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3年2月，廖仲恺与苏联代表越飞就《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条款进行具体磋商，3月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5月任广东省省长，10月以后被孙中山委派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积极参与领导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廖仲恺被孙中山指派为主席团成员。廖仲恺在开会过程中，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原则，促成了大会的成功，并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协助孙中山筹建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任该校党代表，为建立革命军而努力，被誉为“黄埔的慈母”。6月，廖仲恺任广东省省长；7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支持沙面工人罢工，命令各县县长协助组织农会；9月，任大本营财政部部长。孙中山北上前夕，廖仲恺任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农民部部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仍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参加领导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支持省港大罢工。

廖仲恺不屈不挠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地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但他所做的这一切无疑对国民党右派、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极其不利的。因此，中外反动势力都视廖仲恺为眼中钉，必欲置之于死地。尤其使廖仲恺感到深恶痛绝的是，一部分国民党右派老党员，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甚至不惜与北方反动军阀相勾结。5月间，廖仲恺发表了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对国民党老右派做了辛辣的批判，他说：“现在吾党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回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制我国最大多数之工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进不续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为，便立刻变成反革命派。”

进入8月，满城风雨，流传着国民党右派要杀害廖仲恺的消息，霎时间阴云四起，压力日增。当时在广州南堤有右派俱乐部“南堤小憩”，朱卓文等右派分子在此密划谋杀廖仲恺，他们熟知鲍罗廷、加伦、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开会。朱卓文等人起初欲以凶手用炸弹机枪狙击，把这些领导人员全部杀害，下手前，公安局局长吴铁城获知此讯，从中阻止了这次流血事件。廖仲恺面对这种情势，无所畏惧，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当他听说敌人要用机关枪杀他时，一笑置之。在8月18日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给他写了一张条子，告诉他有人将对他不利，他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事顾忌！”8月19日，又有人以确切消息报告他，廖仲恺慨然道：“际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这一天，他又为给黄埔军校等筹集经费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第二天上午，廖仲恺偕夫人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半路上遇见陈秋霖，随即同车前往，不想竟在戒备森严的党部门前，惨遭杀害。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立即组成“廖案检查委员会”，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和凶手。经查明，暗杀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干的。出面收买凶手的便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等人。案情查明后，国民政府派军队搜查了胡汉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汉民的哥哥胡清瑞和林直勉，撤掉了梁鸿楷第一军军长的职务，胡毅生、朱卓文事先潜逃，胡汉民也因涉嫌而离开广州，国民党右派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14](https://www.xing528.com)

9月1日，廖仲恺出殡时，广州黄埔军校师生以及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20多万人参加，行列之大，阶层之广泛，情结之严肃，气氛之悲壮，为广州空前之例。他的遗体暂厝于广州驷马岗他的好友朱执信的墓侧。1935年9月1日，廖仲恺的灵柩被安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侧。廖仲恺以他的壮年生命，为中国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用鲜血在中华英雄史的丰碑上镌下了他那光耀人寰的英名。廖仲恺的遗作被编为《廖仲恺集》《双清文集》（上卷）。

5.一代名将、革命家叶挺。叶挺（1896—1946年），原名叶为询，字希夷，广东惠阳客家人，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中共早期从事革命军事斗争的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

叶挺的父亲开过药铺，曾到南洋打工经商。叶挺7岁上小学，15岁时考入惠州府立蚕业学校。广州起义对叶挺影响很大，他带头剪掉辫子，并因此而入狱。获释后，1912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校期间，他喜欢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黑暗的军阀式教育中向往新思想的光明。1917年，叶挺回广东参加粤军。1919年年初，叶挺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1年，叶挺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叶挺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率部苦战，保护孙中山和宋庆龄脱险。1924年，叶挺受孙中山委派到苏联学习，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后与聂荣臻等人进入军事学院，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努力争取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同意，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起初番号为第三十四团），派刚回国的叶挺担任团长，这个团后来被称为“叶挺独立团”。北伐战争爆发之初，叶挺奉命率领独立团先遣北伐。在半年多时间里，这支北伐劲旅一马当先，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的荣誉称号。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了粉碎反革命分子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中国共产党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坚决抗击反革命的武装，准备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起义。当时叶挺为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任第二十四师师长。周恩来等人明确提出以叶挺、贺龙领导的部队，相机在南昌举行起义。7月31日，叶挺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指示，拟定起义作战命令。8月1日凌晨2时，起义的枪声打响。经过4小时的血战，于拂晓前全歼南昌城内守敌，起义一举成功，奏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曲。

1927年12月，叶挺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创建人民军队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因受到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责难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而消沉，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这一时期，叶挺为生计所迫，曾在柏林开饭馆，为留学生服务。后来，带着家人一直辗转在奥地利维也纳、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等地，一度以卖豆芽、豆腐为生。尽管如此，叶挺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时局的变化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情况。为了更好地从事革命斗争，叶挺集中精力研究军事问题，并攻读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

1932年秋，叶挺结束了欧洲的流亡生活，回到澳门，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斗争中去，因为未能找到中共地下组织，于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叶挺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并应邀担任军委委员，职责是联络国民党军队中的反蒋抗日将领及印刷宣传抗日的报刊书籍等，从此，他经常奔波在澳门、香港、福州等地，为抗日救亡呼吁。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以个人名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建议，提议“将中共在江南各地的游击队组织一个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蒋介石于1937年9月28日批准，叶挺被任命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中共派出项英担任副军长，兼任政委。在周恩来、叶剑英及各游击队领导人陈毅、谭震林、张鼎丞、粟裕等人的大力支持配合下，游击队整编工作很快顺利完成，并吸收大批医学界、文艺界、国民党军界和民族抗日志士加入新四军。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骨干力量。

1939年5月，叶挺率领新四军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初，日军5000多人在空军配合下进犯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他指挥军直属队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将敌击退。泾县一战，使新四军威名更加远扬。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直属支队9000多人被国民党军七个师围攻，除1000多人突出重围外，包括新四军政委项英在内的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叶挺被俘。

叶挺被俘后，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叶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被囚于重庆红炉厂蒋家院子期间，叶挺写下了壮怀激烈的《囚歌》，表达了他忠于革命、宁死不屈的高尚情怀。这首《囚歌》后来被谱成歌曲广为流传，成为狱中难友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精神武器。

1946年3月4日下午6时，经过中国共产党多次努力，叶挺终于获得无罪释放。4月8日，乘飞机回延安时，在山西省兴县因飞机失事遇难。噩耗传出，正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休会一天，对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叶挺等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并通令全区：悬半旗志哀三天。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题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毛泽东称他是“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1988年10月，叶挺成为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3名军事家之一。[15]

6.北伐名将、抗日名将、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黄琪翔。黄琪翔（1898—1970年），字御行，广东梅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黄琪翔的父亲黄富霖，早年远渡南洋谋生，在海外经营小生意，其后改营“水客”业，替邻亲华侨捎带信款或物品，往来于中国梅县、香港和新加坡、印尼之间，借获微利以维持家人生活。

黄琪翔与其弟黄奎翔、黄奕翔出生于新加坡，后黄琪翔回国，其弟则长大后分别在马来西亚、印尼经商。黄琪翔1912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再升入武昌第二预备学校，后来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黄奕翔被派任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排长，1920年调回保定军校任分队长。

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举行北伐。黄琪翔受革命思想影响，于1922年辞去保定军校职务，回到广东参加革命。其时孙中山北伐进军江西，粤军第一师全部参加北伐。黄琪翔到广州就就任粤军第一师少校参谋，留后方办事处。陈炯明叛变，北伐军回师讨逆失败，粤军第一师辗转回到西江候命。黄琪翔应辎重营营长张发奎之邀任该营少校营附。不久该营改为该师第二团第三营。在与吴佩孚的作战中，他率三十六团为前锋，深夜从汀泗桥右侧约50里处渡河，迂回敌后突击，一举占领敌区制高点，并扩展到汀泗桥北面阵地。师长张发奎率叶挺独立团和三十五团向守敌发起猛攻，八时前占领汀泗桥，并于午前进占咸宁县城。随后，黄琪翔率部与十二师所属各团乘胜前进，勇夺贺胜桥，直捣武汉。攻克武昌之后，黄琪翔奉命率部向江西进军，在马回岭一役，他骁勇善战，击溃孙传芳主力，与各军协力占领南浔线，克复南昌、九江等城，被誉为常胜将军，以战功卓著升为第十二师师长。据郭沫若回忆，当年黄琪翔是一位年轻军官，在军中有很好的声誉。北伐战争第一阶段，黄琪翔与叶挺并肩战斗，亲密合作，战绩显赫，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谱写了国共合作的光辉篇章。1927年4月，黄琪翔晋升为第四军军长，时年29岁。同年第二次北伐，黄琪翔率部进军河南，在临颍决战，击败奉军主力，进占开封、郑州，为北伐战争再立新功。黄琪翔与叶挺并称为“北伐双杰”。1930年8月，同邓演达等人创建中国农工民主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琪翔曾参与指挥上海“八·一三”抗战，后任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指挥“滇西缅北战役”等。他带头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1949年在香港宣布起义，后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70年，黄琪翔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