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助革命：客商爱国精神与文明进步的根本体现

“客商”作为中国传统商帮的一支，之所以在近现代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当今全球华商网络的重要成员和核心组织者，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客商”的革命性，这是“客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特征，也是他们爱国精神和文明进步的根本体现。

“在商言商”，按照常规思维，商人同政治的关系本质上应该是利益关系。革命是社会政治领域最激烈的变革，是可能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如果商人参与其中，那一定是根本性利益的驱使。比如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本质上是资本扩张和资本家利益的驱使，资本家要利用政权为自己的资本扩张服务。然而，“客商”们力助革命却不是出于利益关系，而是救国的理想驱使，是族群的尊严推动，是崇高的历史使命使然。这看似不可思议的缘由，其实既与“客商”群体的性质以及形成背景有关，也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有关。

“客商”是外拓商，长期在海外开拓，他们是最早了解世界状况和西方工业革命的一群中国人。他们也是在海外经商受西方殖民者歧视的一群人，他们就像中世纪的犹太商人一样，没有国家的保护，辛苦挣来的财富，虽然解决了物质需要，但却成为别人盘剥的对象。祖国的贫弱和政治腐败，使他们生活在异国的恐慌之中，这就是他们深沉家国情怀的形成原因，也是他们力助革命的根本动力。只有母国的强大，他们才能挺起腰杆。因此，他们才不惜倾家荡产，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支持革命。

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政府的软弱和腐败，使国内民族资本家普遍感到同外国势力竞争面临的巨大压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保护本国商人的，在中国境内，他们的商人同中国竞争者发生冲突，他们的领事馆马上出面保护本国商人，甚至不惜对中国政府施加政治或军事压力。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不仅不保护本国商人，反而想方设法献媚洋人。这使当时民族资本家对政府很失望、很愤慨。比如大名鼎鼎的徽商领袖胡雪岩，晚年很消极。有人劝他改办工厂，走出资本困境。胡雪岩摇头说：“不行，因为要和洋人竞争，他们的政府会保护他们，我们的政府不会保护我！”国内商帮虽然对腐败政府很痛恨，但他们却不敢革命。因为他们不太了解世界潮流，不了解工业文明，对革命缺乏充分的信心，没有革命的动力。“客商”们不一样，他们在海外开拓，亲身感受世界潮流，知道工业文明推动的革命一定会推翻腐败的封建统治，革命将使中国改天换地。世界的视野使“客商”充满革命的动力。在对世界潮流和社会发展的认识上，当时的“客商”领袖是领先于国内知识分子的。(https://www.xing528.com)

当时爱国精神最根本、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救国。当时的中国正在被列强瓜分，政府腐败软弱，民不聊生。“客商”了解西方文明，懂得世界潮流，知道只有革命才能改变这一切，革命建立民主的新政府，发展实业，国强民富，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被列强欺凌的命运。只有革命才能救国，力助革命是最根本的爱国表现。另外，“客商”的深沉家国意识使他们宁愿破家也不愿亡国，这是作为商人最难得的宝贵情怀。还有，崇文重教使“客商”具有不一般的文化素养，造就他们超越一般商人的思想境界，也就是“儒商情怀”的表现。“客商”虽然不少生活在海外，但他们的根在家乡。客家人之所以被称为“客家”，就是因为强烈的家乡情怀。“客商”在海外发财，大多要回家修建祖屋，虽然说起来是风水，本质上仍然是家族与生命之根。梅县海外富商夏万秋，花巨资建造中西合璧的豪宅“万秋楼”，但他只住过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仓皇逃离。因为他一回国，土匪就开始准备绑票。其他“客商”也一样，大多数父母都在国内，他们建造城堡式的住宅，就是因为担心人身和财产安全。海外经历使他们认识到只有革命后建立文明有力的政府，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家人和财产的安全。而张弼士和张榕轩兄弟在国内修建铁路兴办实业的经历，更加使他们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救国。

近现代“客商”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革命群体。孙中山的父兄都是“客商”，他的革命事业是在海外侨商尤其是“客商”们的支持下进行的。“客商”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他们把革命看得比自己的商业重要。有的弃商投身革命，成为革命家；有的已是富商，不是盘算怎么继续发财，而是倾力支持革命，不仅捐款捐物，还办报、办刊宣传革命，而且让子女参加革命，其中的典型代表有印尼梁密庵家族、泰国伍佐南家族等；有的富商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像蚁光炎先生；有的虽然没有放弃经商，但一生支持革命，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比如罗善庆、陈新政、林义顺、罗翼群、廖安祥、丁家骏等；有的倾家荡产也要支持革命，像谢良牧兄弟、潘达微、冯灿利等；有的自己经商不怎么成功，不是希望子女经商发财，而是送子女走向可能会牺牲的革命，比如叶挺的父亲、谢晋元的父亲。所以，“客商”同近现代中国革命相伴始终，是真正的“革命商”。这是“客商”不同于其他商帮的一个重大特征，也是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特殊表现。可以说，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商业群体能够像“客商”这样同祖国的革命事业相伴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