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认识近现代中国革命

1.“革命”一词的汉语语境

中国传统汉语文本中的“革命”一词，出自于《周易·革·彖辞》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是谓“夏桀无道，商汤革命”。后又有所谓周武革命、周秦革命、唐宋革命、明清革命。[1]这里的“革命”，不管是打着“以德配天”的儒家旗帜，还是以驱除外族统治为幌子，甚至于包括文化思想的某些变革，本质上是统治之道或社会心理的变化，不是社会体制的变革或社会阶层的颠覆，也没有哲学或伦理意义上“人”的社会属性的根本变革。

中国的近代“革命”一词则始于晚清时期，是孙中山从日本的翻译著作取出“革命”一词作为推翻清政府的口号。开始孙中山也是把“革命”一词作为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情感的表达。但此后“革命”一词越来越受到当时社会上先进知识分子的钟爱，被广泛传播和使用。现实迫切的变革需要新理论、新概念。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更是吹响了“革命”的号角：“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革命派”或“革命党”成为时髦而具有冲击力的群体。戊戌变法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曾展开论战，当时革命派的思想无非是主张以武力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民国。这其实是对“革命”最表面的理解。但无论如何，“革命”已经在现实中成为号角，成为当时觉醒者爱国救亡、自强奋进的旗帜。“革命”概念也在实践的推动下，其内涵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革命”的概念已经完全明确，“革命”是一场翻天覆地的自新运动，包括生产技术和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体系的深刻质变。革命在当时不仅是救亡自强的需要，也是人类发展的需要，是世界潮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2.革命不仅是近现代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20世纪后期，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东欧剧变，“革命”一词成了知识界一个敏感的概念。“革命”似乎就是红色恐怖、极权政治、肃反或镇压。革命有时候是以暴力的方式进行，但革命不等于暴力。革命其实是一个丰富而发展的概念。有时候是对阻碍发展的旧制度、旧势力的暴力摧毁，更多的时候，革命是人们内心或思想的变革，是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剧变。那些打着革命旗号的反文明事件，不是革命的必然。

革命是工业化的产物，它的目标是现代化。“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它是始于18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这一扩张使得人类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控制和营造他们的环境。现代化是一个革命进程，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本身的出现，它发端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2]

关于革命，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房龙在《人类的故事》一书中引用“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的话这样表述：革命是“在短短几年内，迅猛地推翻几百年的根深蒂固的旧制度。这些制度似乎是固定不变的，甚至连最激烈的改革家也不敢用笔杆子加以抨击。而革命就是要推翻一切构成当时国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等方面的生活本质的东西，使之在短期内土崩瓦解”。他同时也强调：“当你们阅读一部有关法国革命的小说或观看一出有关的戏剧时，你极易得到一个印象，认为革命是一伙来自贫民窟的乌合之众所干的事，事实绝非如此。”[3]虽然19世纪后期以来，许多欧美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充满恐惧，称之为“游荡在欧洲上空的幽灵”。但社会学家考察了殖民地独立的局面后讲：“革命在政治方面、道德方面、社会方面的结果是复杂的。不管怎么说，从刚果到圭亚那，这些帝国主义统治地区，至少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将主权从殖民宗主国转移到独立国家，不仅仅是将权力从外国人手中转移到当地人手中；它是整个政治生活模式的一种转换，是由臣民向公民的转变。”[4]

300多年来，革命的历程是极其复杂的。新制度取代旧制度被称为“民主革命”，法国和东方大多数国家进行暴力斗争，浴血奋战，而英国却将他们的妥协称为“光荣革命”；民族国家独立，人们称其过程为“民族革命”，美国和一些殖民地通过武装斗争独立，而澳大利亚等国家却自豪地说：我们是没有流血而独立的！印度、南非等国通过“非暴力不合作”争取独立。实践证明：文明是一个持续演化过程，不可否认，革命是文明转型的一种方式，是工业文明时代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如鲁迅先生所言：“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绝）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绝）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

3.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文明转型(www.xing528.com)

中国的近现代革命，从鸦片战争时就已经开始。中国革命同欧洲文艺复兴以及工业革命不一样，中国革命是被迫的，是以救亡为开头的。革命需要参照系。但早在1763年，清王朝的康乾盛世之时，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兰克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沉痛写道：“中国现所保留的所有古代制度的残余，必然会被未来的革命洪流所吞噬，一如部分古代制度在现今中国完全消失一般；最后，直到中国不再有创新的制度，她将永远落入失败的一方。”[5]

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到广东，接触到西方工业文明，感到一个强大的势力向古老的帝国袭来。林则徐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体系，他的思想经其同乡和朋友魏源的发挥，形成“师夷人之长以制夷”的初始的、直观的、技术层面的革命观念。这种观念在洋务运动中被充分发挥，然而，不久之后的中法马尾之战，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再不久之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惨痛的失败，加之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参照，使当时先进知识阶层认识到没有制度的支持和保障，生产和技术的革命是没有结局的。制度革命的思想产生，维新派和革命派的主张只是制度更新的方式和形式不同，目的是大体一致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维新行不通。正如当时一位日本人的一针见血的评价：中国和俄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独裁政府，他们的暴力统治使自由无立足之地。解决的办法显而易见，即“为了文明的进步，必须推翻这些独裁的政府”。[6]然而，维新派的一个代表人物谭嗣同的思想却为后来的革命进程打开了思路：“欲救吾国先智吾民。”后来，革命派成功地建立了民国，然而，被西方列强凌辱的现实并没有改变，人民的生存苦难也没有转变。皇帝没有了，然而比皇帝更残暴的各路军阀横行，国更不国，民不聊生。鲁迅先生诗云：“城头变幻大王旗。”现实表明：没有思想观念的革命、人民的自强，武装革命的成果会废弃，先烈的鲜血会白流！辛亥革命会像洋务运动一样失败。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思路，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探索国民自新自强的路子，并向没落的旧传统旧文化展开全面的批判。“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走向民众，以民主、科学为旗帜，高喊“劳工神圣”的口号，颠覆几千年来的专制文化，以平等、博爱的新思想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里程。正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在关于严复的著作的结论部分写道：对于严复而言，“（中西之间）的关键差别不在于物质，而在于活力。西方在所有重要方面——知识的、道德的与物质的——提升了人的活力。它认同精神上的活力与自信，而不是被动与退隐。西方发现了人类能力的无限性本质并且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地在传统中国文化梦想不到的程度上实现了人类的潜能”。

孙中山在南方，深思远虑地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以俄为师，改变以前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欧洲革命模式。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脱胎于封建官僚或买办阶层，没有向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革命的坚定性。俄国革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革命的成功模式。“五四运动”表明中国革命进入了正确、全面的发展轨道。“革命”概念也不再是政治、思想领域的专用词语，已经开始扩充到社会界、自然界。革命，作为近现代中国的主题已完全明确。革命者也由自发转为自觉。“正如托尼曾指出的：‘中国的政治势力就像中国的河流一样。河堤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但却看不见；只是在河堤崩溃时，才认识到张力的存在。’”“官方意识形态渗透民间的程度足使现代国家……垂涎三尺。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并非统治者们刻意创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对公元前6世纪孔老夫子著述的经典所认可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长期加以尊奉和强化所形成的。所以，这种意识形态在维护安定方面是有效的，但却很难被阐扬为有利于变革的思想武器，而一旦变革对古老的价值观念显现出外来威胁的话，这种意识形态就确实能变为一种阻力。”[7]

革命作为近现代中国的核心主题，包括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它是近现代中国文明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20世纪40年代所言：“无疑地，经过三十余年的革命，我们的民族意识大有进步。无疑地，这民族意识是我们应付世界大变局的必须利器。”[8]

回顾近200年历史，可以看到：革命将西方工业文明引进到中国，普及到乡村，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将落后的役耕农业体系改变为机械生产的产业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几千年帝制解决不了的基层社会温饱问题；革命将民主、平等、法制等现代人文观念体系化、制度化、普及化，把中国人从僵化的宗法观念中解放出来，使人的创造活力从根本上焕发；革命将几亿中国妇女从男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男女平等，使妇女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参加者和推动力；革命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从此没有了“东亚病夫”；革命使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摆脱了被瓜分、被歧视的屈辱；革命使不同民族在平等发展的基础上团结一致，使多民族的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扫除了种族障碍；革命以翻天覆地的变革把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帝国推进到现代文明的发展轨道。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五千年的文化传承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对比印度、埃及、中东两河流域等古文明发源地，可以说，中国革命是世界文明古国革命的成功案例，它成功地将古农业文明有效转型，既适应了人类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又避免了古文明的覆灭和国家的分裂。近现代中国革命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它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推进到现代化历程，这是中国革命对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像中国一样，为了跻身现代国家的行列而经历过规模如此庞大、时间如此漫长、道路如此坎坷的革命！

对于中国革命者，著名汉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史景迁教授这样评价：“这些人从整体上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在面对时代危机时是多么灵活、多么勇敢、多么敏锐。我希望，他们所做的，也是我没有提到的，但却有着相同才智和经历的其他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所能做到的。在我考察的这些中国人身上，可以反复看到，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这也许有助于清除我们西方主流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他们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已经看出了这种特殊剧目的潜在方向，明白了这绝不是那种可以让置身于场外的人平安无事的戏。”[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