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商：南洋殖民地发展的先驱

客家人在长期迁徙中，养成了顽强的开拓精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古楚人的这种开拓精神被客家人历史地继承和弘扬。在开发南洋的历史过程中，“客商”再次弘扬这种开拓精神，为南太平洋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也为“客商”赢得世界性的声誉。[6]

有关客家人在明清时期迁居南洋、开拓发展的情况在上一章已有叙述。客家人是比较早到南洋各地的，同时客家人由于长期迁徙而养成的与当地人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传统，使客家人在南洋各地深得当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他们不仅把先进的垦殖技术、文化思想带到南洋，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经济、组织社会生活，而且同当地人民一道同西方殖民者作斗争，赢得共同发展的权益。另外，因为客家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群体观念，西方殖民者也要依靠他们管理社会，很多“客商”领袖担任过殖民当地的“甲必丹”等地方领导职务。“客商”领袖利用他们的职务，沟通殖民者和当地土著统领的关系，共同垦殖开发，将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应用到南洋各地的社会生产中，极大地促进了南洋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客商”们还利用客家社团办学校、建医院，修桥铺路，发展地方文化事业，同当地人民融合发展。“客商”的本土化思路同西方殖民者的经济掠夺截然不同，因此，得到当地人民的大力拥护，他们成为地方领袖，在南洋各地的早期发展中贡献卓越，被南洋各地誉为“开埠先锋”。他们的名字被当地人民写入史册，有的死后被建庙立祠，被当地人民永远纪念。

“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汕人占埠。”“客商”初到南洋时，大部分地区还是蛮荒之地。他们白手起家，将人烟稀少或毫无人烟的地方开发成城镇乃至大城市。“客商”是南洋各国的开埠先锋，他们每开一埠，团结各系华工，与当地人亲密合作，筹划资金，提出建设项目并逐步实施；既搞经济又搞文化教育和交通等配套设施；有时还要与西方殖民者的骚扰、入侵作斗争，历尽种种坎坷、竭尽终生心血，最终才建立起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至今，南洋各地政府和人民仍以各种方式纪念开埠功臣的“客商”领袖。

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记载：“客家人士，以迁移而侨居于南洋各地与南北美洲的，多始于宋高南渡之时。自南宋首都临安被元人攻陷后，君臣南下，奔走岭海。客家人士，多起而出师勤王，而文天祥辗转抵抗元军之地域，更为客家居住之所在。正气之所感，使抗元的意识，更为强烈。后来宋帝崖山兵败，遗民多相继逃亡海外，而交趾、占城、爪哇等地，浸为彼辈侨居之良所，就中自不少客家人士。”到了明末清初，客家人大批赴海外经营工商业，在南洋各地置田园、长子孙，开辟埠头。

第一个到南洋拓荒开埠的客家人，据考证是南宋末年到印度尼西亚的广东梅县松口的卓谋。当时卓谋追随文天祥抗元，失败后，与幸存的同族人结队乘坐木船，漂泊南洋，至婆罗洲（即印尼加里曼丹）定居，开垦荒地，创立家园。不到20年，把荒芜的岛屿开垦成富庶的宝岛。现在婆罗洲北岸仍有中国式城堡的废址，即卓谋等人当年留下的遗迹。

华人到南洋，早期是以建神庙作为联络思想感情的方式。这些神庙代表中国民间崇拜和认知，是早期华商的聚合和议事场所。在会馆和学校出现以前，神庙在南洋华商开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神庙中供奉的有中国传统的神灵，比如菩萨、妈祖、关公等，也有人格神。这些人格神，很多是当年垦殖开发南洋的“客商”领袖的化身。(www.xing528.com)

青云亭是新马历史最悠久的古庙，坐落在马六甲甲板街，于1673年为马六甲第一任华人甲必丹郑芳扬（福建客家人）与第二任华人甲必丹李为经所倡建。庙内供奉的主神为观音大士。青云亭的最高领导人为亭主。它也是历任华人甲必丹与亭主之治所，用于治理马六甲华人的事务，至1911年为止，可说是马六甲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现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的大伯公庙里供奉的主神大伯公也是地方上最早的华人拓荒者。据古庙秘书处的记录，大伯公原为广东大埔客家人张理，清朝乾隆十年（1745）与乡人冒险出洋，船至南洋海面，被飓风冲到海珠屿（即今天的马来西亚槟岛），成为该岛上的第一代华人。张理指导当地土人伐木做屋、开垦土地，为造福当地做出很大的贡献，然而在一次采药中不知所踪。后人为纪念他，尊他为人格神，并在槟岛建“大伯公庙”。

新加坡海唇福德祠，俗称海唇大伯公，创建于1824年，位于当年大海堤岸的直落并逸街，为新加坡最古老的大伯公庙之一，亦系早年广客两帮方言群体的共同核心组织。

“虽然，客家人不是华人中最大的民系，它的人口的数目字也有一定的争议。但不争的是，客家人的身先士卒而引发移民南向的第一个浪潮，这个地方就是槟城。自此之后，络绎不绝的华人大量从不同的渠道相继涌入，形成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7]

英人莱特于1786年7月11日抵达槟榔屿时，已有华人生存在岛上。关于槟榔屿开发初期的情景，英国历史学家卜望克在其《槟榔屿开辟史》一书中有详细记载，这是华人南迁的一个重要起点，莱特的报告记载，至1794年华人已增至3000名。[8]莱特作为英国占领马来亚土地（槟榔屿）的第一人，在他主政的年代，为华人打开一扇大门，客家人也随之而至，成为第一批拓荒者。从当地史料中可以查出，早期到槟榔屿的基本上是客家人。中国古代航海家客家人谢清高（梅县金盘堡人）所著的《海录》三卷中，有对清乾隆末年槟榔屿的自然环境及闽粤华侨从事种植业的记述，“一山独，周围约百余里，土番甚稀，本无马来由类，英吉利招集商贾，逐渐富庶”；“闽、粤人到此种胡椒者万余人”。可见在这一时期华人来槟榔屿之盛。“捕鱼闲暇，黄石矶边理桂棹；逐鹿归来，桃源湾里话桑麻”，这是当年槟榔屿的著名侨领“客商”领袖张耀轩为大伯公庙石柱题写的一副对联，被后人认为是反映当年华侨垦荒生涯的纪实文字。从对联中可以看出，当时槟榔屿人民的生活已经相当富足。按照学者许云樵的研究，槟州华人随莱特大批南来后，人口不断地增加。从1818年的7000余人，到1860年的2.8万人，到了1911年已是11万人；1931年17万人；1947年（战后）24万人及1957年（独立）时32万人，占槟州总人口的57%。“也只有槟城才是华人的发祥地。在时间上，从1786年算起，直到1819年莱佛士在开辟新加坡后，华人才有另一个渠道进入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在1830年后才凌驾槟榔屿，成为英国的重要军港。而在1826年时，英国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不论后来的政局如何演变，不争的是，槟城始终是为华人南来开了第一道门。它的历史地位也使到南来的客家人有了一个大展长才的舞台，演绎出一件又一件传奇的故事，直到今天，仍令人津津乐道和啧啧称奇……彰显客家人早年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是开创性的表率，强有力地证明客家人以槟城作为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的第一块基石。”[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