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是不断迁徙的,地域观念本来淡泊;但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一直受到其他族群的歧视。“粤人”的记述中对于客家的记载大部分是负面的,如崇祯《东莞县志》(1639年)称客家人为“獠”,在许多地方志中客家人还经常被称为“匪”。而无法避免的“土客之争”更使客家人生存面临巨大威胁。仅清一代,两广地区“土客之争”的武装械斗就有几百次,死亡100多万人,曾一度使人口剧减。清咸丰年间,广东平兴县内“土客”械斗曾将城坪民居“夷为平地”。清咸丰至同治年间,在广东的开平、恩平一带发生大规模“土客大械斗”事件,惊动一时,破坏程度极大,死者达数十万人,田屋财产毁坏更是不计其数。清政府为了平定械斗,曾一度“逐客”。刘坤一任两广总督时,曾设“土客永安局”以防“土客械斗”。[21]在南洋各地,客家人与当地土著及其他族群和商派的冲突也愈演愈烈。当时吉隆坡的开拓者客家人叶德来“遣子弟回嘉应,幕义勇,叶氏举族万余人,皆度海助战,而邻近村落应之者亦夺,他邑之流寓其地者皆从”。[22]1907年,顺德籍著名学者黄节在编著《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时,将客家人划在“汉种”之外,更是将对客家人的排挤上升到意识形态。当时客籍学者立即予以批驳。20世纪20年代末,历史学家罗香林教授撰写了《客家研究导论》,科学地证明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系”,有力地批驳了将客家诬为“语言啁啾不甚开化”和“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等种种论调。其后他推出了《客家源流考》,系统阐述了客家的源流和系统、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客家语言特征等,全面有力地证实客家人是华夏正脉,“独忆30年前,我客属人士,侨居香港,以无统属团体,常遭意外歧视”。[23]由此,客家认同由族群团结上升到文化凝聚。“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是文化的直接征象。客家话是他们认知的重要纽带,“在民系认同标准中,文化方言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血缘关系(裔承与体格),地缘关系是第三位的”。[24]
客家商帮的独立组织最先是在南洋形成。1795年,广东客家商人和福建客籍商人共同在槟榔屿组织广汀会馆。这是第一个打破区域观念的纯客属商帮组织,但当时并没有冠名“客”字。其后在1840年前后,槟榔屿的永定籍客家人和大埔籍客家人结盟,成立永大会馆。随着客家人联系的日益广泛,在19世纪,客家人的这种联合会馆在东南亚分布极广,遍布新马各地。[25]这些客属会馆的会员除广东、福建的客家人外,还有广西、湖南、湖北天门籍客家人,但大多没有以“客籍”或“客家”冠名。(www.xing528.com)
最早以“客”冠名的客籍会馆是1865年在印尼成立的客属总义祠。“客家人在东印度之团体组织,其历史较长者,当以巴达维亚之客属总义祠为最著。”[26]梅州籍印尼的客家商人1882年在吧城成立客属总义祠,以后泰国的客家商人成立“合艾客属会馆”等;旅居马来西亚的梅州籍客家商人也组织了各地的客籍会馆。20世纪初,梅县籍旅泰国“客商”侨领伍佐南以团结客属同胞为己任,将泰国两个客籍会馆于1910年合并,正式组成“暹罗客属会所”,并向暹罗政府立案,成为合法社团。之后,美国的旧金山、非洲的南非、毛里求斯以及南美洲等地先后出现各种客家会馆或客属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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