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悠久商业传统

客家人崇文重教，但不蔑商。因为在迁徙定居中，一般只能选择偏僻的山区。山区土地资源有限而且贫瘠，随着族群的繁衍，人口越来越多，农业经济不能支撑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经商成为客家人谋生发展的重要途径。粤闽赣客家聚落圈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南北朝后期到唐末，梅县水车窑闻名遐迩，其青瓷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旧唐文》记载，唐代德宗时期（780），有“波斯”“古暹本”（古时泰国的附属地方）的大型船舶从海上顺风到达潮州进行青瓷贸易。1980年，泰国北部清迈地区发现荷叶式四瓣口青瓷大碗，海南省陵水县的海滩上也发现成捆的同类青瓷大碗。经考证，都为唐代梅县水车窑的产品。福建连城客家人雕版印刷业在明清时期名闻天下，与北京、武汉、江西浒湾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雕版印刷基地。鼎盛时期，“刷就发贩几半天下”，“垄断江南，行销全国”。据《范阳邹氏族谱》载：明末邹保初“贸易于广东兴宁县，颇获利，遂娶妻育子。因居其地，刊刻经书出售。至康熙二年，方搬回本里，置宅买田，并抚养诸侄，仍卖治生。闽汀四堡书坊，实公所创也”。[2]宋代，以盐业为中心的潮州海贩业及粮食贸易促成跨粤闽赣的潮汀赣梅贸易区繁荣。

宋郑强《移创州学记》记载，“汀在（闽）西南境，介于虔（赣）梅之间，铜盐之间道所在”。明清时期的《潮州府志》载：“（大埔）高陂瓷仅追踪于江西省景德镇”。其产品远销东南亚，号称“南国瓷乡”。汕头开埠以后，大埔瓷器更是一直居于大宗商品出口的前列。明清时期，梅县松口是著名的商埠，舟楫往来、商贾云集，以至于客家山歌从这里传到四方。而客聚地之一的赣州，在宋时已是南北商贸汇聚的中心。粤东的兴宁，在民国时期，一直有“小香港”之称。

1.国内

在国内方面，经营范围主要是江南，以五岭地区以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广西为集中。早期客籍商人的经营规模不大，以行商为主，没有地域组织，经商所到之处，就可能是迁徙选择之地。早期客籍商人仍秉承“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传统，经商有些积蓄后，便垦荒定居，耕读传家。由于专门史料欠缺，只能从客籍名人族谱或自述中了解。

朱德的祖先原居于广东韶关附近的客家村落，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高潮中，其先祖约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左右，由韶关老家迁徙到川北的广安、营山一带，靠走街串巷、经营小杂货生意维持生活。直到雍正年间，朱氏入川的第三代朱文先，才携妻带子，迁居四川仪陇县的马鞍场。从此，定居该地，以农为生。所以，朱德父亲朱世林的墓志碑上，刻有下列文字：“朱氏籍起粤东，分支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世代业农，数传而至于公。”[3]

郭沫若的祖先是福建宁化县客家人，其祖籍是现今福建三明市所属的宁化县石壁乡龙上里七都。其祖先在“湖广填四川”的高潮中，于乾隆年间离开宁化故乡，迁居四川乐山。郭沫若在《德音录·先考膏儒府君行述》记载，“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前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此文作于1939年其父去世之时。由此推算，郭沫若先祖入川的时间应为1781年。又据郭沫若的堂弟郭开鑫考证，“郭家第一位定居沙湾的祖先是郭有元”。[4]而郭氏家族的字辈是按“鸿延寿显元，永志有承贤；明朝开宗远，英良虎少全”4句20字排列的。入川始祖为“有”字辈，经过五代人的发展，到郭沫若这一代“开”字辈（郭沫若，原名郭开贞）为入川的第六代，中间经过了100多年的漫长岁月。郭沫若述及其祖先入川时的情况，“我们的祖先是从福建移来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听说我们的那位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在封建时代弄到不能不离开故乡，当然是赤贫的人。这样赤贫的人流落他乡，逐渐地在那里发起迹来”。[5]另据郭沫若的族弟郭开宇说：“我的曾祖父郭贤惠讲，先辈由福建来四川，开始是做苎麻生意，从福建宁化采集野生芒麻，跟着入川的马帮，到了现在的牛华镇。牛华是盐井林立、盛产食盐的地方，苎麻用于盐业生产中缠扎卤水筒用。后来，也运麻布来卖。”[6]也就是说，郭氏祖先由最初的“跟马帮”，到后来的“开马帮、办驿站”，再到后来的“凿盐井”，最后定居乐山沙湾镇，“亦商亦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郭沫若的曾祖父手里，家道已经发达起来。郭沫若曾说，“我们的家产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积累起来的”。[7]

英籍华裔著名作家韩素音（原名周月宾）在谈到自己的祖辈家景时说：“我的祖先姓周，来自广东梅县，约在1682至1710年间迁移到四川省。我们的家谱记载着先祖移来四川时，是个沿途叫卖的小贩，后来到四川亦以经商为业来维持生活。”[8]

罗香林先生对四川客家的来源作了这样的考述：“今日四川东自涪陵、重庆，经荣昌、隆昌、泸县、内江、资中，西至成都、新都、广汉，其间居民，大多皆康熙末年自广东惠州嘉应州及江西赣南等县搬去的客家。”[9]可以肯定，当时这些内迁的客家人大都是以经商建家的。

广西灵川县大圩镇有一个客家村，名叫毛村，140户，700余人，皆黄姓。先祖唐末从福建迁广东。后子孙繁衍，辗转迁徙，其中一支在宋末迁毛村建村居住至今。毛村位于漓江中游大圩河段北岸三公里，黄姓先民筚路蓝缕、不断开拓，毛村便由一片茅草之地开发出来。启祖黄冬进世业捕鱼，因子孙繁衍，沿河捕鱼而不断拓展，毛村成为“水上部落”的根据地。鸦片战争之后，梧州门户被迫开放，桂江水运业兴起。黄氏发挥水上优势，许多人“渔转运”，从事水面行。有“桂林东乡第一”“大圩四大家之首”之称的巨富黄秋波（商号黄源顺）先是从毛村迁大圩做包子卖，后来主要靠“水面行”发家，生意做到梧州、香港；黄洪吉坐镇桂林（码头设在象鼻山南麓），大做竹、木生意（收购竹木运销梧州），并利用黄氏“印章簿”（从桂林至梧州的每个码头的黄氏族人，每户用1张绵纸登记造册，有如户籍簿，共有3.33厘米多厚），建立“代办”生意畅达，时为“漓江首富”。

陕西省商州市有一个客家村，名叫广东坪，颜姓村落。其祖先原住广东平远，于康熙己巳年（1689）分族徙居湖南长沙府浏阳县。住了81年后，其中一支的兄弟三人，从乾隆庚寅年至戊戌年（1770—1778年）经商到陕西洛南县，定居下来，故村名叫广东坪。

香港的“客家村”原地名叫“红枣田”。在清朝康熙初年，已有宝安简姓客家人在此居住，随后迁来了宝安陈姓客家人。至20世纪初，又有宝安籍客家人李斌华家族迁入（其后裔李静波是后来村中的主要理事）。开始的居民以从事水稻种植为生。但由于此地水源不足，不适宜耕种良田，人口增多以后，便多到海外经商。

《台湾通史·开辟记》记载，“历更五代，终及两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也就是说，在宋朝甚至更早，就有福建沿海的客家人到台湾开发垦殖。台湾《清河傅氏历代宗谱》记：其祖原籍广东省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文福乡黄坭塘大圳背人，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傅荣章、麒章、麟章、发章四兄弟渡台湾在台北府新竹县北二堡红毛港暂住3年，后徙于新竹县竹北二堡杨梅坜庄（后改为杨梅镇），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始于仝庄太平山下（现为太平里）开垦、建创屋宇。另据台湾《六堆客家乡土志》载，六堆地区的客家人大多数是明朝时从广东蕉岭、梅县等客居地迁过去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取消海禁后，客家人大量渡海移台。这一趋势，有清一代从未中止。入台客家人以其原籍划分，以嘉应州属最多，即今日台湾客家人仍统行习称的“四县人”。所谓“四县人”系指嘉应州治（今梅县）及其州属的镇平（今蕉岭）、长乐（今五华）、平远、兴宁县人。乾隆年间，协助清政府攻打林爽文的客家义民主要由嘉应州入台客民组成，故史称“客人者，嘉、平、镇三邑侨寓之人也”。在反对割据台湾的抗日斗争中，其领导核心则系由丘逢甲为首的祖籍蕉岭人组成，至今祖籍蕉岭的台湾客家人已有40余万，超过今蕉岭全县人口的一倍。[10](www.xing528.com)

2.海外

据1940年版《华侨名人故事录》记载，南宋末年，梅县松口人卓谋等随宋军到崖山，1279年兵败宋亡，卓谋与十多位幸存者乘木筏漂流到东南亚（印尼加里曼丹）定居，为有史可查的客家人旅海外最早者。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程乡县（今梅县）的林朝曦和大埔县的肖雪峰、罗袍等人，与饶平县的张琏拜结联盟，自号“飞龙主人”，先在福建和广东交界地区经商。万历初年，林朝曦和张琏一起到三佛齐贸易，列肆为番舰长。梁启超先生将张琏称为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之一，他在《三佛齐国王张琏》中说：“王，广东饶平人，本剧盗。明嘉靖末作乱蹂躏广东、江西、福建三省，势极猖獗，合三省会剿，调兵二十万，凡三年乃平之。官军报捷，谓已获巨魁就戮。万历五年，有商人寓旧港者，问其王，则琏之。盖败后潜逸。倡以力据此国云。”旧港在三佛齐（即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一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载：“琏潜逸入海，夺据三佛齐，自为国王。”《明史·三佛齐》亦有记载：“久居三佛齐有数千家闽粤人，可能是张琏部属的后代。”据日本藤田丰八博士考查，三佛齐岛、旧港等地有很多古碑上镌记“飞龙”年号，经鉴定是张琏当时的国号。今三佛齐讲饶平客家话的客家人，应是明朝期间随同张琏去的部属的后代。据历史资料记载，客家人旅居印尼已超过700年的历史。

海上武装集团反抗明朝的林道乾（惠来人），反抗失败，于明万历元年（1573）率部数千人逃到柬埔寨，后到暹罗南部北大年定居。民国新修《大埔县志》记载，明崇祯十三年（1640），郑成功举义旗抗清，镇将江龙、偏将罗宏（均大埔人）等率领义军几千人，随郑成功到台湾，以后不少人辗转到南洋各地。海上武装首领林风（饶平人），于明万历二年（1574）冬率领战船62艘，步卒、水军各2000人，妇女、工匠近2000人，从澎湖列岛往菲律宾，遭西班牙殖民主义者阻击，林风余部至万历五年溃散，不少部属流散到东南亚各国定居。张琏、林道乾、林风流散到东南亚的部属，半数以上是广东人。他们早就同东南亚各国进行“走私”贸易，“借交趾、占城、婆、暹罗以为逋薮”。

客家人大量移居海外是清康熙朝解除海禁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开始进行中暹大米贸易，一批客籍商人乘此到南洋开拓发展。及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处通商口岸，清政府由海禁政策变为对外开放，承认“契约劳工”，准许洋人在通商口岸设“洋行”，亦称“卖人行”，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大量掠夺华工，运往东南亚各国及南北美洲等地，进行“契约华工”（即猪仔）贸易。乃至1860年汕头开埠，客家人出洋人数与日俱增。泰国，古称暹罗，1939年更名泰国，总面积5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000万，华侨、华人、华裔约500万。据《客家》杂志载：明成化十三年（1477），闽西汀州客家商人谢文彬，因贩盐下海，遇大风漂至暹罗，后在暹罗定居，改名美亚，出任该国岳坤（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学士”）。这大概就是最早到达泰国的客家人。

谢清高（1765—1821年），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程乡（今梅县）丙村金盘堡人。18岁出洋谋生，途中遇险，被外国商船救起，随外商海船遍历南洋群岛各地和欧美洲及非洲各国。从1782—1795年，航海游历14年，见闻甚广。31岁回国时双目失明，流居澳门，从事口译以糊口。这期间，他口述海外各地各国所见所闻，由杨炳南记录成《海录》一书。

《海录》分《西南海》《南海》《西北海》3卷。《西南海》介绍安南（越南）、本底国（今柬埔寨境内）、暹罗（泰国）、明呀喇（孟加拉）、孟买及现在的马来半岛等35个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南海》叙述柔佛、旧港和小吕宋等33个国家和地区，并介绍当地华侨的活动和社会情况；《西北海》记述大西洋国（葡萄牙）、佛郎机（法兰西）、荷兰、大吕宋（今西班牙）、英吉利、巴西等欧美洲及非洲27个国家的状况。书中第一次对美国的自然物产、社会风俗与科技水平等做了具体的介绍。书中对中国南海疆域有准确描述，自中国广东万山出洋，分走内外沟两条航线，“沟之内外，以沙分也。万里长沙者，海中浮沙也……为安南外屏，沙头在陵水境，沙尾即草鞋石”。这以实际证明，中、越古籍对“长沙”地理位置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书中还对英国殖民者在孟加拉种植鸦片，偷运到中国兜售，毒害中国人深为担忧。《海录》有中国的《马可·波罗行记》之称，谢清高也被后人誉为“中国的马可·波罗”。

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曾将此书推荐给道光皇帝。林则徐说，“《海录》一书，系嘉庆二十五年在粤刊刻，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吕调阳《重刻〈海录〉序》说，“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大西洋，自谢清高始”。谢云龙在《重刻〈海录〉序》又言，“厥后徐松龛（继畲）中丞作《瀛寰志略》，魏默深（源）刺史作《海国图志》，多采其说”。这说明《海录》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十六七世纪琉球王国时代三司官即首相蔡温是客家人，蔡温1732年公布“御教条”，其中三十条是彻底推动儒教文化的政策，对日本冲绳县人有深远的影响。[11]

越南有一个艾族，据1999年越南人口普查统计，全越南艾族有4841人。其实艾族就是客家人，客家话“”是第一人称“我”的意思，由于他们讲话时“艾”字不离口，总是“”什么“”什么，因此毗邻而居的人便称他们为“艾人”。他们自从迁到越南之后一直在内部讲客家话，只有出村赶集才用当地语言和人家交流。根据他们修于民国初年的《黄氏族谱》记载，“世居宁化石壁，于元末明初迁移广西万承州（今大新县）。清乾隆年间，念四公为避祸，携子六郎公、十二郎公兄弟二人，由万承州迁安南国高禄县山间居住，落籍创乡”。[12]

根据客家詹姓族谱记载，一些詹姓人很早就移居东南亚，甚至移居欧美各国。移居海外的以敦仁公派下、学传公派下、钧公派下和天赐公派下裔孙为主，还有江浙詹姓较多。如明代中叶，东莞圣佳公侨居马来西亚，积馀公往外埠安南拓展。清代，闽清子实公支派迁南洋、迁沙捞越等地。现代詹姓迁往世界各地的就更广更多。[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