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国民素质的提升，现代化建设更是如此。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就将政体分为贵族政体、荣誉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他认为政体的结构和绩效特征来源于人的价值、态度和社会化经验。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强调国民思想和习俗是美国民主成功的最大原因，“人民的习俗可以被看做是美国能够维持民主共和制度的最大原因之一。在这里我使用风俗一词，类似于古人常用的拉丁语mores一词；我不但用它指称常说的习俗——也就是说，可以称之为内心深处的习性的东西——而且还指称目前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各种观念和见解、构成人们心智特征的各种思想的集合。因此，我把整个群体的道德和智识状况都用这个词来称呼”。[25]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无非只是臣民、小民、草民，而不是主权者的公民，因此处于政治之外。”[26]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年）当时这样评价中国老百姓，“自视卑微，确信人天生就只配给皇帝拉车”；“身上的重担让他们无法喘息，然而这却像是无法逃脱的宿命；他们出卖自己为奴，吞下难以下咽的奴隶饭食，却不以此为憾”。[27]张君励先生认为：“然秦后两千年来，其政体为君主专制，养成奴颜婢膝之国民。子弟受大家族之庇荫，依赖父母，久成习惯。学术上既受文字束缚之苦，又标‘受用’、‘默识’之旨，故缺少论理学之训练，而理智极不发达。此乃吾族之受病处”。[28]鲁迅先生更是深刻地把传统中国的国民性概括为：奴性（他认为中国传统国民只有作稳了奴才和作奴才而不得两种状态）、麻木、冷漠、看客心理和精神胜利，“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呐喊〉自序》）
近现代中国国民的现代性，就是由传统的臣民意识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这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公民意识的实质是强调一个人在社会、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及个人对自己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认识。公民意识包括平等意识、独立人格、公共精神及自主理性等。公民意识培育是指以现代公民的本质特征为基本内容和基本目标而实施的各项教育活动，其核心是要使受教育者正确地认识、积极而负责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以国家和社会的文明发展为己任。“国家有责任为公民提高利用程序的能力。”[29](www.xing528.com)
“一个国家本质上是存在于它国民的内心和思想中的；如果国民在内心不承认国家的存在，那么任何逻辑上的推导都不可能使国家存在。”[30]“对国家的忠诚不仅是需要，而且成为了一种美德。”[31]近现代中国的公民教育并没有系统性进行，而是分散与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本书在“客商”与中国革命和“客商”国家建设等章节中论述“客商”对中国国民的现代性建设方面的贡献。
可以说，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商业组织和商人群体能够像“客商”这样，在近200年间，深刻影响一个文明古国及其周边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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