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现代化的探索：历史与影响

中国现代国家的意识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1905—1911年的几年里，清政府在推行宪政改革，试图加强对新军和铁路的控制的同时，中国的分歧也在继续扩大。已经初尝了新机会的愉悦的议员、留学生、妇女、商人、城市工人和新军官兵都促使地方当局和朝廷更有力地顺应他们的要求，实行改革。清政府无力回应各种的要求，激起了更尖锐的批评。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以及社会主义可以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也开始出现。”[11]“中国只不过置身于众多国家之中的观念逐渐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因而也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国家，没有男女公民也就没有国家。”[12]

传统帝制中国的国家形态，在政治上高度君主集权，唯我独尊，只讲天下不讲国际；在经济上，重农抑商，封闭循环；在国家体系的运作上，重京师而轻天下；在文化上，儒家意识形态和神秘主义互补；在军事上，从属于政治而不是从属于国家。在国家制度方面，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年）和孟德斯鸠（1689—1755年）怀疑中国人并没有自由，中国当时法律的基础是威慑而非理性，中国精心设计的科考制度也许会导致中国道德的崩溃，而非有益于道德的提升。[13]在经济方面，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1723—1790年）当时这样评价中国的经济形态：“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然后，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以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14]“在很长时期忽视或者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到中国的一两个港口进行极为有限的贸易，断难达到与其不同法律和制度国家所能拥有的商业数量。”“中国长期处在静止状态，其财富在多年前就已达到该国法律制度允许的最高限度。如果改变和提高他们的法治水平，那么该国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出很多。”[15]

现代性的国家必备的几个条件：概念明确的国家、无懈可击的主权、根深蒂固的政治制度和有效而集权的文官政府。[16]“这些因素还经常被视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甚或界定性因素。它们包括：国际依存的加强，非农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增长，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向低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各种组织和技能的增生及专门化，官僚科层化，政治参与大众化（无论民主与否）以及各级水平上的教育扩展”。[17](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界定：概念明确的国家和无懈可击的主权，就是近现代的反殖民主义、反侵略的中国民族革命；政治制度和文官政府，就是中国近现代反帝制反军阀反独裁的民主革命；国际环境就是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及社会整合就是国家自我建设；知识与教育就是国家发展储备与创新。“主导中国思想近百年，至今依然影响深远：一曰进化，二曰革命”。[18]在所有这些国家现代性建设方面，“客商”（客籍商人的简称）都做出了重大的或积极的贡献，本书将分“客商”与中国革命、“客商”与实业兴国、“客商”与南洋开埠、“客商”与海外华商网络、“客商”与海外海外传播及华文教育，以及“客商”与海外政坛等章节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