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客家文化特征及传承

童书业先生将明清中国的商业分布划分为四个区域：“第一类是生产最发达，特别是农业发达、交通方便的地方，如江南平原一带。第二类是靠海对外交通方便的地方，如广东、福建一带。第三类是沿江河水运发达的地方，如长江流域、运河流域等地区。第四类是内地生产不发达，需要外来商品的地方，如山西、皖南”。“大致说来，东南和滨海一带，是商业集中的处所。但江南地区虽然很富庶，由于工商业发展比较普遍，商业资本的集中，似乎还不及皖南和山西”。[18]

童先生的分析显然忽视了政治因素，徽商（皖南）的兴起是“盐引”垄断的结果，而晋商的兴盛则是“开中”②的便利带来的结果。

“客商”虽然在中国传统商帮的历史中不是很突出，原因一是“客商”的发展方向主要是东南亚；二是在国内由于区位原因没有取得大宗商品的专营权或垄断权。其他商帮在近现代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大都消失了，但客家商帮却仍然活跃，其海外会馆一直是华商的重要汇聚点。纵观其200多年的演变史，其文化特征有以下几点：

1.崇名务实的职业精神

“崇名务实”是客家精神的重要内容。[19]“客商”作为客家人的一个重要群体，也是近代以来客家人的优秀代表，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十分独特地体现了客家精神“崇名务实”特色。“崇名”绝不“盗名”，“崇名”也不是一味清谈，更不是夸夸其谈。“名”者，“实”之导也。“名正”则“言顺”，“名正”则身体力行、上下求索、孜孜以求。纵观“客商”200年来的历史，办实业、兴教育、传文化、搞慈善，都是利国利民的，是“名正”的，是其一生“务实”奋斗的精神基础。可以这样说，“名”属于“文”，“实”则是业、是商机、是竞争，两者结合，达到“文质彬彬”。以近代“客商”领袖张弼士为例，他支持革命兴办公益侧身官场，是为“名”；在“实”方面，他是一丝不苟的。光绪十九年（1893），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瑗路过槟城，张前往谒见。龚问张致富有何妙术？张当即回答说：“地尽利，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微贵败贱，操奇致赢；人行勤敛，择人任时。”[20]此言道蕴行中，充分体现了其“崇名务实”的职业品质。

2.仕商相济的人生理念

“客商”和其他商帮有一个明显区别，即从商是不得已的。客家人崇尚“读书入仕”，将仕途看得很重，即便不能科举入仕，“以商入仕”也是次优选择。这就是“客商”“仕”“商”相济人生理念的文化基础，由此形成“客商”独特的“商而优则仕”的现象。近代“客商”们经商成功以后，大都会捐个官衔；现代的“客商”领袖们也大都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衔。张弼士初到南洋时，曾发过这样的感慨：“大丈夫不能以文学致身通显扬名显亲，亦当破万里浪，建树遐方，创兴实业，为外国华侨生色，为祖国人种增辉。”[21]这说明“入仕”在“客商”的思想中有先期的根源。(www.xing528.com)

但必须要强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近代，要办实业，须有“官办”或“官督商办”的色彩，否则，就无法对付官、匪、绅以及列强买办的欺诈掠劫。正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所言，当时“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其视商人之赢绌也，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这也是近代“客商”“仕”“商”相济的社会原因。另外，海外“客商”视野开阔，参政议政有利于国家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入仕”是为其“实业救国”服务，是其“实业救国”的保护。

3.鲜明的儒商情怀

由于客家人长期以来的崇文重教传统，形成了“客商”独特的儒商情怀。“儒商”情怀，简单地讲，就是自律、济世的人文情怀。“‘儒商’，不是简单的指从商的知识分子，而是指有敬业精神，通晓商业惯例和技巧，不丧失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情怀，有‘兼济天下’的抱负、仁礼谦和的修养、崇名务实的态度、刚健自强的奋发精神和诚信开拓的经营作风。”[22]儒商的精神核心就是中国传统的“君子之道”，讲求诚信仁义。近代“客商”的“儒商”情怀表现非常明显，张弼士更是典范代表。

厉以宁先生认为客家社会的效率高，原因在于其道德意识。“一个移民社会效率为什么会很高？广东、福建一带住了很多客家人，他们的祖先在湖南省，在中原地区。历朝动乱时期，一个一个家族南迁，他们靠家族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战胜了蛮荒的自然环境，在那里扎下了根，并走向全世界。”“我到福建龙岩市考察，很多土楼是客家人当初居住的。楼有方有圆，一座楼就有几百户人家，门一关，土墙，院子里有井，外面怎么打都打不进来的；放火烧，越烧越硬。参观完以后，他们在桌上放一张纸，要我给他们题词。这题词怎么写？想了一下，就写了七个字：‘人情道德一楼中’——这个楼反映的是人情道德关系。”[23]

4.深沉的家国意识

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苦难史，当时优秀的中华儿女都在努力探寻救国兴国之路。近代史是中国人“家国意识”最强烈的时期。由于客家人历史的原因以及“客商”们的海外经历，近代“客商”的家国意识更强烈更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