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商帮”以地域或行业为联系纽带，或合而与朝廷取得联系，或协调与其他商帮争斗；在海外贸易中，则既要防朝廷缉查也防海盗，又要联合防止土著的侵袭。斗争发展的需要，使他们逐渐形成有一定“涉黑”性质的团体。“商帮”组织是以“会馆”为据点的。所谓“会馆”就是中国的“商帮”势力在某个地区进行活动、为谋求商业利润与商业秩序而组织的网络。现在海外的各种地方会馆便是当年“商帮”组织的延续。当时，不同“商帮”经营不同商品，拥有不同的线路和市场范围，也有着不同的经商理念和社会态度，形成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商帮文化”。
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汇合体，地域特色非常明显。黄仁宇先生说：“即使在中国境内，文化的起源也不是一元的，从东北到珠江流域，都可找到文化起源的遗迹。”[14]苏秉琦教授把中国大地上的史前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1）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2）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3）以洞庭湖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4）以山东及其邻境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5）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15]中国文化根据地域特征可以分为雪域文化（青藏高原文化）、高原文化（秦陇文化、夜郎文化）、平原文化（蜀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山水文化（巴文化、楚文化、岭南文化、八闽文化）和草原文化（蒙古文化）等。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各民族、民系以及省、市、县等都有独具一格的文化特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区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经济形态和相应的经济人格——商人的不同理念和行为，形成了独有的商业气质，这就是商帮文化。比如，晋帮号称“守信不欺”，张正明先生总结晋商精神为：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16]陕西商帮则自誉“克勤兴业”。江右商帮称“讲究商德”，但老北京饭店则称他们是“狗静坐”，意为太节俭，吃饭时一点不剩，久而，狗都知道了，他们再来聚会吃饭，饭店的狗就不去摇尾迎接。宁波商帮被说成是“长袖善舞”。洞庭商帮则被认为“因时逐利”，时称“钻天洞庭”。广东商帮“冒险犯难”。徽帮则被称为“徽骆驼”，讲求“信以为先”等。(www.xing528.com)
商帮文化虽然是一定历史的产物，但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商帮文化对于今天提升企业家精神、提高企业管理效益，以及培养创业精神和竞争意识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国现代的商帮文化因地而异，这就是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究实而言，总归有着万变不离其宗的共同内涵——强调实业家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和儒商精神。无论何地的实业家要想振兴实体经济，都能从中取其所需，各得其益。”“中国的商帮文化在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商帮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受到来自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为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形成了利用集体的力量保护、发展自己的传统。这种互帮互助的协调精神在当前显得弥足珍贵。”“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商帮文化中‘儒意通商’的协调精神。近来，对经济‘脱实向虚’的担心，导致了传统和新兴产业之间的争论。要振兴实体经济，离不开各个行业之间的协调合作。房地产业增加对制造业的需求，金融业为制造业提供资金，网络经济和线下经济形成物联网的发展，服务业为工业产品提供增加值。这一切恰恰体现了商帮文化中的‘通’字。所以，如果把商帮文化恰到好处地融入到所谓的虚拟经济中，那么对振兴实体经济则有百利而无一害。唯有那种不顾及整体利益的单方面恶性竞争，才会导致忽略长期收益的投机行为出现，进而损害实体经济。重铸商帮文化也有助于减少经济发展中‘创造性毁灭’对创新、创业的抑制。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新兴产业的崛起，确实形成了对传统产业的冲击。那么，政策制定者是否必须先入为主的设定一些偏向性的产业政策呢？要知道，大量的经济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不存在无所不包的、能准确预测未来的先知。先入为主的偏向性的政策，往往导致一个国家错过产业发展机会。所以，政策制定者需要给市场更多的信任，让人们在公平的规则下充分的竞争。发挥出商帮文化中的‘儒意’，则可以减少过度竞争导致的一些负面影响。也许，在市场环境中锻造而成的商帮文化才是最有利于振兴实体经济的软实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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