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的出现应该很早，但盛行于明清。张正明先生在论述“晋商”形成时也这样说：“明清以前的山西商人与其他地方的商人相较，尚无突出地位，也无一定的组织形式，还未形成商人集团。山西商人成为国内的一大商帮，并且走向世界，成为国际贸易商，则在明清时代。”[11]
宋、元时期，由于帝国的需要和经济繁荣，海贸发达，商人的社会地位一度提高。但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又恢复了蔑商传统：“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者，亦不许穿细纱”；而且断然实行海禁，严令“片板不许入海”，“敢有私下出诸番互市者必置以重法”。中国传统的海贸分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朱元璋厉行海禁，商舶贸易全被视为走私贸易，只剩下由朝廷严格控制的贡舶贸易（外国只有表示臣服朝廷，才可以来华向明朝统治者“进贡”）。这样，东南沿海依靠海贸的商户就“纠党入番”、结帮应对，甚至发展成为和朝廷公开武力对抗的“海盗”集团。明朝初期，统治者对内陆商户的管理十分严格，先是每十年对商户户籍清审一次，后改为五年一次，“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直役使”。经过宋、元两代相对宽松环境的商人，难以忍受这种盘剥和限制，纷纷根据商业活动的需要“结帮”应对。“商帮”或以业务关系结成，或以地域划分。比如从事长途贩运、流动于江河湖海者结成“船粮帮”，最著名的是漕帮；用车载马驮者结成“车帮”“马帮”等。城市里的坐贾一般按地域结帮，如潮帮（以广东潮汕人为主）、福建帮、川帮等。“商帮”中商贾联系紧密，同仇敌忾，在险恶的环境中谋生存，既和官府周旋，又和外帮相争。清以后，“商帮”中以地域帮为最盛。
“商帮”的联络和办事机构是各地“会馆”。早期会馆并非全由商人组成，而与科举制度有直接关系。每逢“大比之年”，各地举子进省、京应试，而商人则长年在省城、京城走动。举子们盘缠有限，商人们长期驻店也需要好多钱。而且，这些举子很可能就是以后的各级官员，是商人赖以依靠的后台。这样，经济原因加上乡土观念，还有未来的利益驱使，促使举子和商人都希望有一个相互关照的住处。于是冠以地名的会馆便出现了，如陕西会馆、嘉应会馆等。据统计，明代在北京兴建的各地会馆约有50家。后来，更多的会馆是由商人投资或捐资建造。会馆的商业气息也越来越浓，有的会馆碑刻说明：“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货存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集商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会馆在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加强官商合作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明朝中后期以后，会馆成为商人、官僚、乡绅、举子们以乡情关系相互联络的主要机构。
“商帮”以地域关系凝成网络，依靠各种内部隐秘关系从朝廷中取得某种国家专卖品（诸如食盐、铁、煤、粮食等）的市场经营权以及某些战备品的生产和供应权，以此谋取群体利益。由于当时交通、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制约，地域关系也是比较可靠的联系纽带。对朝廷及官员，他们要进贡和行贿；对地方势力，他们要笼络和勾结；对市场，他们要想方设法挤走竞争者取得垄断权；对内，他们要进行利益的再分配。在这种环境制约下，“商帮”便逐渐成为具有内部组织和行业管理的社会势力。特别是明清朝廷颁布禁海令以后，“商帮”的海外贸易便带有走私的性质，他们必须和官员建立更加隐秘的利益关系才能保证他们的生存。内贸也一样，由于没有商业流通的法律规范，不仅各种苛捐杂税难以支付，而且其财产随时可能被抄收。商业听任于政治官员的随意操作，尤其是跨区域贸易，商人必须以一定团体同官员建立长期关系才能保证其商业行为的可续性，这样，商帮组织便逐渐严密化和程式化。
明清时期，有著名的十大“商帮”。
一是“晋帮”，以山西为根据，控制长城沿线的边关贸易，战时供应军备，主要经营盐、粮食、丝绸、铁器、棉布等商品。“晋帮”也是中国最早从事金融的商人集团。“山西商人的足迹东南到台湾、海南岛，西南到云南、贵州、打箭炉，西北到达塔尔巴哈台、伊犁。东北则到了黑龙江。北向内蒙古、外蒙古，南下少数民族地区，有力地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他们由北而西，直达俄国彼得堡、莫斯科，同时东渡大海，前往朝鲜、日本，甚至远到伊朗，在对外贸易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2]
二是“临清帮”，以山东临清为根据地，利用“南北咽喉”的优越位置，控制从山东半岛到东北和朝鲜半岛的贸易。
三是“徽帮”，以安徽、浙江、江苏为中心，沿东西长江沿线和大运河沿线，纵横设置商业网点，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主，其次是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
四是“江右帮”，以江西、湖北为中心，主导中国西南地区的贸易权，主要经营盐、米、木材、布、茶叶、瓷器等商品。(www.xing528.com)
五是“洞庭帮”，以太湖、洞庭湖地区为中心，主导长江中下游的水路贸易，主要经营丝绸、棉布、茶叶、粮食等。
六是“龙游帮”，以浙江、福建、江西十字交界为中心，从事纸、中药、丝绸和粮食贸易。其中龙游商人最多，经商手段最高明，故称“龙游商”。
七是“宁波帮”，由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等六县商人构成，以宁波港为中心，从事海外贸易。明政府海禁以后，宁波商人转入内地，在京津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巨大。
八是“福建帮”，以漳州港为中心，掌握东南沿海与南中国海的海上贸易控制权。
九是“广府帮”，最初以“海商集团”面貌出现，后随广东独有对外贸易权而形成十三行集团。①
十是“潮州帮”，以广东潮汕地区为根据地，以讲潮方言为标志，内联京、津、沪、苏、杭等地，外聚东南亚，是南中国海以至南太平洋地区重要的商人集团。
从经营商品的种类和重心来看，各个商帮虽然都经营广泛，但其实各有重心。盐业以晋商、徽商，还有陕商（与晋商同称西商）为重心；丝绸业以宁波帮最著名；茶业则以江右帮、宁波帮、广东帮著名；烟业则以福建帮、宁波帮和龙游帮为最知名；粮食经营以晋商、徽商、宁波帮、广东帮、江右帮为主；木材经营以晋商、徽商、陕商、江右帮和龙游帮为主；棉花则由晋商、徽商、陕商和临清帮经营。
十大“商帮”之外，广东的“客家帮”和“海南帮”也是比较著名的商人集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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