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更多WTO成员加入《贸易便利化协定》，在熟悉贸易规则基础上，为投资规则合作创造条件。时至今日，货物贸易仍是绝大多数WTO成员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的重要抓手。全球价值链合作下的中间产品贸易壁垒产生累积和放大效应，显著提高贸易保护成本。中间产品要进行多次跨境交易，即使这些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水平很低，保护程度也会被多次累积，进而严重影响最终产品成本与价格。因此，必须进一步降低平均关税水平，削减关税峰值和最高关税，鼓励部门贸易自由化，抑制关税升级，取消进出口中的配额和其他数量限制。在降低贸易壁垒的同时，需要配套降低投资壁垒。从微观层面看，全球价值链分工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的结果。降低投资壁垒有利于跨国公司从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最优地进行投资，从而使全球价值链的整体福利最大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保护政策手段多样，不仅包括传统的反倾销、特殊保障措施等，还包括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以及技术性壁垒等。可以考虑依托G20建立相应的指标测度和监控贸易与投资壁垒，从而为降低贸易投资壁垒奠定科学基础。由于APEC已设想降低贸易投资壁垒，G20可以优先考虑在APEC地区的经济体监控贸易与投资壁垒。鉴于TPP在贸易、投资和争端解决方面，有一套为成员国专用的规则，需要持续研究TPP，跟踪研究CPTPP效果。TPP的原产地规则不同于WTO的规则，是要构建成员间价值链合作，是重建了以邻为壑的规则体系，对多边贸易规则，现有价值链合作构成冲击。
价值链合作客观上具有低成本多主体参与特点，这使中小企业搭上新一轮全球化便车，有可能成为受益群体。“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就是着眼于当地投资、当地生产、当地就业，着眼于新兴经济体的能力提升。对外投资既有企业利润考虑，也有开发性金融配合。发展中国家整体环境欠佳，需要在发展规划、法制建设，以及政策环境体系开展广泛合作。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感同身受，任何项目的启动实施，都是在可行性上作出综合考量。通过建开发区、工业园等带动东道国的中小企业纳入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合作水平和效率。降低成本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贸易成本，还包括阻碍贸易便利化的非关税壁垒和摩擦成本。非关税壁垒很重要的一个成果是WTO的贸易便利化协定（TFA），其生效后，关键在于实施落实早见成效，让更多的WTO成员受益。G20应致力于降低金融危机以来的贸易保护措施。根据WTO统计，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施加的贸易限制措施明显增加。为降低各国贸易保护措施，G20不仅应像原有的峰会那样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写进共同声明，还应建立监测贸易保护措施的指标，对全球贸易保护程度进行量化和预警，积极消除价值链的制度壁垒。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平衡规则，需要WTO及“一带一路”携手探索。(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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