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货物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创新仍需提升

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新兴产业快速崛起。据测算，2015年至2017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较上年分别增长10.0%、10.5%和11.0%，增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3.9个、4.5个和4.4个百分点。部分新兴产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集聚效应。一是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大力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同时，注重加强对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首先，更多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大力破除无效供给。仅2016年、2017年两年就化解钢铁产能1.2亿吨、煤炭产能5亿吨，全面取缔1.4亿吨“地条钢”，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6500万千瓦以上。去产能改善了市场供求关系，既提高了优质产能利用效率，也为新兴产业发展腾出了空间，工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其次，通过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大力提升传统动能。2013—2016年，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年均增长14.3%，2017年技术改造投资依然保持较高增长水平，增长16.3%，增速比制造业投资高11.2个百分点，占全部制造业投资比重达48.5%，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技术改造投资成为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力量。最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目前轻工业品种丰富度、品牌认可度、品质满意度获得显著提升。生产的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居消费品，也已能够满足中高端消费需求。二是产业结构加快迈向中高端。通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步伐，工业向中高端水平持续迈进。首先，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快速增长。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3.4%、11.3%，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6.8个和4.7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2.7%和32.7%。其次，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重点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生产设备数字化率和数字化设备联网率已分别达到63.3%、46.4%、44.8%和39%，培育了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制造业智能主导的特征日趋明显。最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开始显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起到了有力的支持作用。

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的基础上，我国货物贸易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一是贸易方式更趋合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大力开展一般贸易的基础上，采用了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等贸易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由1981年的6%逐步增长到1998年的53.4%。此后，随着我国货物贸易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推进，加工贸易占比开始缓慢下降。一般贸易占比从2010年起重新超过5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眼于调结构转方式，不断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加工贸易占比由2012年的34.8%下降至2017年的29%，一般贸易占比由2012年的52%上升至2017年的56.3%。二是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出口商品以初级产品为主，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90年代实现了由轻纺产品为主向机电产品为主的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以电子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不断提高，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1978年初级产品出口占53.5%，工业制成品出口占46.5%；到1986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开始超过初级产品，达到63.6%；2001年起，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已超过90%，占据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绝对主导地位；2017年，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占出口比重分别为94.8%和5.2%。1985年至2017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从16.8亿美元增加到1.3万亿美元，增长了约772倍，年均增速达到23.2%，占全球市场的份额升至17%以上，到2017年，我国已经连续9年保持机电产品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地位。同期，高新技术产品占我国出口比重从2%左右提高到28.8%。(www.xing528.com)

即便近几年我国工业转型成效明显，货物贸易结构不断得到优化，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仍然薄弱，导致对外依存度高，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这是制约我国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中，32%的关键材料在我国还处于空白，52%的材料依靠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尤其是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争端的出现再一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创新能力的不足导致屡屡在核心技术上被其他国家卡住脖子，增加了我国工业体系的脆弱性，也降低了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