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综保缺港口支撑，影响加工贸易发展

西部地区开放水平不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本地开放主体培育严重不足，难以支撑贸易扩量升级和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个地区的外贸结构是自身产业结构的外在体现。重庆、成都、西安、广西虽然吸引了加工贸易外资企业的快速集聚，但本土外贸企业培育依然不足，外贸主体集中在少数几个跨国公司，外向型产业支撑力依然不强。2018年，陕西一般贸易进出口额仅占全省的22%左右，地区品牌产品出口严重不足，国有企业进出口额仅占全省的8.6%，而西安市的三星电子、美光两家企业进出口总值就占到陕西省进出口总值的近70%。四川占全省经济总量40%以上的国有企业进出口额只占全省的10%。广西出口货物中本地货源仅占45.4%，出口增量只占GDP增量的25.4%。内陆省份如甘肃同样受其产业结构制约和外贸主体不足影响，其外贸出口产品结构单一，进出口商品以矿产品和化学工业及相关工业产品为主，两者分别占海关进出口商品总额的40%和15%。

同时，西部沿边省份由于吸引加工贸易产业集聚难度较大，以致工业转型升级缓慢，与毗邻国家外贸缺乏互补性，外贸规模增长受限，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形成面向周边毗邻国家和地区的辐射中心。如图4-8所示，2003年至2018年的16年间，新疆与巴基斯坦边境贸易总额在中巴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由10.5%下降至1.34%，远远低于中巴贸易总体水平。新疆与巴基斯坦产业同构程度较高，使得新疆与巴基斯坦的贸易互补性弱。纱线和机电产品是新疆对巴基斯坦的主要出口商品，而我国从巴基斯坦进口的棉纱线金额占从巴基斯坦进口总额的50%以上。农产品是新疆对巴基斯坦的主要进口商品，但新疆本身也是农业区，自身也有农产品出口需求。巴基斯坦所需要的进口商品主要以制造业产品为主，但新疆制造业较为落后，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提供巴基斯坦所需的制造业产品。如图4-9所示，2006—2018年，广西与东盟贸易额占我国与东盟贸易额比重由1.14%上升至5.31%，总规模跻身全国各省份排名前十位，但与广东、上海、江苏等其他发达省份相比仍差距较大，而云南与东盟贸易额仅占我国与东盟贸易额的2.54%。云南对东盟出口的各类产品中，农林牧渔产品出口对云南经济贡献和就业贡献的作用都是很大的，反映出云南省制造业生产和出口都相对薄弱。

图4-8　2003—2018年新疆与巴基斯坦贸易额和我国与巴基斯坦贸易额变化

资料来源：新疆历年统计年鉴。

图4-9　2006—2018年广西与东盟贸易额和我国与东盟贸易额变化

资料来源：广西历年统计年鉴。

2.开放平台非常缺乏，开放型基础设施运力趋于饱和且服务质量不优

截至2018年底，西部地区拥有自由贸易试验区5个，综合保税区28个，保税港区2个，出口加工区4个，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6个，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14个（见表4-2）。从数量上看，西部地区外贸开放平台已形成一定规模，但其发展还存在以下问题。

表4-2　西部地区外贸平台数量和分布情况

续表(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一是外贸开放平台省际和省内布局极不均衡。目前，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综合保税区运营状况不佳，特别是青海还没有建立综合保税区。许多西部省份除省会城市外，大部分市州没有开放口岸和海关设置，被划入自贸区的一些片区甚至没有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

二是西部地区大部分综合保税区缺乏港口支撑，大多依托于内陆河港和空港设立，辐射能力较弱，导致西部地区保税区对加工贸易发展的正向影响较东部地区弱。云南、贵州、甘肃等省综合保税区还没有构建多式联运体系，不必要的周转和运输使物流成本大幅度增加。许多综合保税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远不能满足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的需求。

三是沿边重点地区口岸及相关设施建设滞后。2017年以来，随着中欧班列开行数量爆发式增长，西部地区阿拉山口、满洲里、二连浩特三个口岸都已满负荷运行，随着未来班列数量的持续增长，阿拉山口口岸通行能力很可能遇到瓶颈。由于曾长期处于对外开放的“末梢”，许多西部地区的口岸基础设施尚不能适应扩大开放的步伐，尤其是在口岸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以及仓储、查验空间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通关效率等服务水平也与发达地区存在一定差距。

3.与开放相关的体制机制建设滞后，难以适应新时代开放形势和需求

目前，西部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总体不高且省际差异明显。据研究测算，2000—2018年，西部地区整体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呈明显上升趋势，提升速度快于其他三大板块，但2018年贸易便利化水平仅为东部地区的58.2%。同时，省际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差异明显，除了重庆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直线上升趋势外，其余省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重庆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幅度最大，其次为陕西，而贵州和广西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幅度最为有限，明显低于其他省份。宁夏、甘肃、西藏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明显落后于西部其他省份。另外，重庆、四川、陕西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程度有待提高。自挂牌以来，三个自贸区口岸通关时间大幅减少，如2018年重庆自贸区口岸通关时间比2017年压缩了1/3，四川自贸区成都区域进口货物和出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较2016年分别压缩48%和44%，陕西自贸区通关效率比2017年提升30%以上，但西部自贸区存在多式联运的通关机制不完善，水、铁、空海关、检验检疫监管相对独立，存在重复办理通关手续、检验检疫、结转货物的现象，通关程序简化及标准化程度有待提高，出口退税时间较长，进出口货物的合规成本较高。自贸区在鼓励创新、鼓励服务和鼓励贸易方面的税制安排还比较滞后，与国际开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的税率差距。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功能有限，账户中的资金对企业来说“易进难出”。

4.开放相关的物流、劳动力、产业配套、政策成本很高，与周边毗邻地区相比并不具备开放竞争优势

一是西部省份反映物流成本普遍较高，西部地区企业加工的原材料和产成品需要从外部运入或者运出、以公路为主的运输方式、流通环节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等因素都导致其物流成本较高。在对西部地区进行调研时陕煤集团提到，公司的煤炭产品，铁道运输占比不到一半，铁道运费连年升高，公路运输受高速收费标准限制，运输半径相对有限。宁夏提到，宁夏工业发展特点以能源、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行业为主，大宗煤炭、煤化工产品需要外运；而运入的货物多以工业消费品、工业原材料为主，造成货物流量以“出多进少”为主，双向流通不平衡，提高了总体运输成本。目前，进、出宁夏的货运量比例大约为7∶3，铁路、公路的货运空载率高达40%，造成了运力的极大浪费。

二是劳动力成本与周边国家相比不具备优势。2017年，广西企业雇用一个越南劳动力比雇用一个广西劳动力平均可节约1.3万～1.5万元/年。重庆、四川、陕西反映，2018年其每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1400元、1650元和1580元，高于柬埔寨（150美元）、缅甸（112美元）最低工资标准。从人均工资来看，西部地区各省区市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增长也较快，与工业发展较早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相比是有竞争力的，但与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制造业人均工资水平相比并无多少竞争力，即就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资源依赖型产业承接而言，印度尼西亚、越南更有竞争力。

三是在政策优惠上已不具备优势。本课题组调研时广西企业反映，越南胡志明市规定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享受期限为“三免五减半”，河内工业园区甚至给出了“三免七减半”的政策，较我国西部地区实施的“两免三减半”政策优惠力度更大。其在越南河内的公司主营业务的所得税税率为10%，较我国西部地区属于鼓励类产业目录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政策更为优惠。在泰国，其宽松自由的投资政策主要体现在无汇款限制、无出口要求、无外资比例限制和无国产率要求，特别是在泰国第三区域投资的企业更能在前八年享受法人所得税豁免，在随后五年享受法人所得税减半征收。

2014年11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从政策层面终结了以税收优惠吸引外资的旧的招商引资模式。按照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原则，地方政府目前很难再为外资企业提供土地和税收等特殊优惠政策，只能转向改善营商环境来吸引外资。但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大部分西部省份在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上普遍较为落后，而且前者在优化投资环境方面迈出的步伐更快，这种转向改善营商环境的招商引资新模式短期内很难增强西部省份对外资的吸引力。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显示，除重庆城市营商环境指数排在全国35个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第5名，西安、成都分别排在第12名和第13名外，其余西部省会城市排名都在20名以外，贵阳、乌鲁木齐、西宁、银川、兰州排在最末位。西部地区开放成本增加导致近年来我国东部地区许多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资企业向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转移。

同时，国家对加大西部地区开放的政策支持力度严重不足。如税收政策方面，首先，国家对西部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进行相应调整。西部地区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内容上基本是照搬东部地区的现行政策，仅仅使东西部地区间税收政策达到趋同，并没有实现优惠。其次，西部地区税收优惠范围狭窄，税收门槛较高。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针对企业所得税，但西部地区企业的盈利水平普遍不高，应税所得额较小，享受到的税收优惠不如东部地区充足。且现行政策对国家鼓励类产业企业规定，其主营业务收入必须占企业总收入的70%以上才能享受优惠，政策门槛偏高。最后，目前西部大开发政策主要采用税率式优惠，这种直接优惠方式可操作性强，对于建设周期短、回报高的企业效果较为明显，但对部分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获利小、见效慢的基础产业项目的投资鼓励作用不大。

四是西部地区产业配套成本很高。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产业结构老化，没有形成以核心产业为中心的配套产业体系。根据杨先明（2009年）的研究表明，在装备制造领域，即使配套条件最好的四川省，配套能力也只相当于广东省的12.9%，其他省份配套能力都非常低，不到广东省的10%。产业配套能力的差距使投资西部地区的企业在当地获得配套企业支持的范围有限，必须在一个更大的半径内进行采购，因而增加了经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