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雁行模式的起源和新雁阵模式

1.“雁行”模式的由来与演进

“雁行模式”（Geese Flying Pattern）是由日本学者赤松要在其《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1932年）中首先提出的，主要用以说明日本棉纺工业成长模式。赤松要认为，日本的产业通常经历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四个阶段并呈周期循环。某一产业随着进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国内生产和出口的形成，其图形就如三只大雁展翅翱翔。人们常以此形象地表述后进国家工业化、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发展过程，并称之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在一国范围内，“雁行产业发展形态”首先是在低附加值的消费品产业中出现，然后在生产资料产业中出现，继而在整个制造业结构调整中呈现雁行变化格局。

20世纪70年代，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深入分析了战后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不同特征，提出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比较优势论”，从而将“雁行模式”理论推到新的理论高度。小岛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入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小岛清的这一理论又称“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对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一直沿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垂直梯度展开。在这种国际产业转移的格局中，日本被视为“领头雁”或“雁首”，亚洲四小龙被视作“雁翼”，是雁阵中的主要承接者，它们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市场来发展本国或本地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将本国或本地区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处于“雁尾”的东盟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雁行模式日渐式微。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日本产业升级趋缓，产业创新动力不足，致使“雁首”效应逐渐减弱；而“亚洲四小龙”产业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进而成为推动中国和东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力军。另一方面，爆发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东南亚国家产业发展明显受阻，东盟国家间区域合作意愿随之不断上升；而这一时期中国产业也迅速发展壮大，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背景，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其年度《通商白皮书》中首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已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

2.“新雁阵”模式的提出(www.xing528.com)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双边产能合作发展迅猛，合作领域和层次不断拓展，合作机制日趋强化。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内专家学者也相应提出了“新雁阵”模式，以此来描述和反映我国与周边及亚欧国家经贸投资合作的新格局。

比如，有专家学者在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发展水平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新雁阵”合作模式，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几乎涵盖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我国与这些国家的产业对接潜力巨大，可以寻找不同的角色定位，共同培育以“互补合作”为主导的产能合作“新雁阵”模式。此外，还有专家提出了“领头龙”的概念，以此来表述我国在世界经济增长和制造业转移过程中的带头作用，认为中国进行产业升级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留出空间。随着中国企业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将会把现有生产转移到其他工资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由此推动自身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领头龙”。

3.“新雁阵”模式对我国适用性的探讨

采用“领头龙”模式和“新雁阵”模式来描述和反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似有欠妥。就“领头龙”模式而言，由于“龙”在西方文化中带有邪恶色彩，用“领头龙”表述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带动作用容易引起误解，甚至会引起较大的抵触情绪。而就“新雁阵”模式来说，这一表述也显得不够准确，尚不能完整地反映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义。一方面，目前学术界对“新雁阵”模式的表述还比较笼统，缺乏清晰的内涵界定，同时对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新雁阵”模式和日本主导的“雁阵”模式之间的特征差异也未能系统梳理和厘清，以至于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简单的沿袭或套用。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国际环境、所处的发展阶段、拥有的资源要素禀赋优势以及对当今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演进的推动和影响等，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已迥然不同。这就决定了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模式和思路不能简单沿袭或套用日本当年带动“亚洲四小龙”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依次起飞的“雁行”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讲，目前我国产业体系整体水平还不高，在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可能更多还只是发挥着一种承上启下、协同带动、优势互补的作用。因此，其合作模式和合作思路应当有所突破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