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长期以来，对外开放和体制机制改革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在当前对外开放已经深入各种“边境后”领域的背景下，对外开放不仅是促进或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而其本身就是体制机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投资管理体制、商事体制、国企、要素定价等关键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在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的同时充分参考国际通行规则和相应标准，力争将对外开放和体制机制改革融为一体。
2.构建“边境后”政策理论框架
如前文所述，对于“边境后”政策，目前国际学术界并无规范的理论体系和参考标准。同时，我国目前实施的“边境后”政策体系，既有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部分，也有不适用于新时代经济发展模式的部分，因此必须进行扬弃。如现行的补贴政策既有效地促进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在短时间内形成大规模高水平产业集群，又在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产能过剩，甚至出现了企业“骗补”的状况。因此，需要有效构建“边境后”政策的规范理论框架，明确我国在推进全球“边境后”政策协调中的立场，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奠定理论基础。(www.xing528.com)
3.加强开放风险防范
扩大对外开放所产生的安全风险不可忽视，特别是在实施各种国内体制机制进行重大创新的开放举措时，必须保证国家安全。首先，应完善文化、教育、卫生等非经济安全领域的保护机制，在此基础上渐进扩大经济领域的市场准入开放。其次，应着重有效规范化利用外资安全审查的程序，明确联合审查会议的权限、部门构成和运行机制，并推进外资安全审查标准透明化，进一步提高审核程序的灵活性，有效维护经济安全。最后，应通过反垄断等手段，有效防范扩大进口对本土商品的过度冲击。
（执笔人：李大伟 金瑞庭 杨长湧 卢 伟 苑生龙 原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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