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政策转型下的战略思考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把握对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大目标，立足我国相对要素禀赋优势逐渐升级的大趋势，充分把握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优势以及传统东方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优势，坚定不移发挥好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大力推进“边境”政策开放和构建公平、透明、包容的“边境后”政策全球协调机制中的作用，逐步缩小我国对外开放中的“三大落差”，在优化创新和与发达经济体经贸合作的同时，加快拓展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贸合作，积极探索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方式和新模式，加快构建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推动开放朝着结构优化、深度拓展、效益提高等方向转变，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其逻辑如下。

合理、公平、高效的规则设计是新时代推动对外开放的核心环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尚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政府推动对外开放往往需要因时制宜、灵活设计对外开放的相关制度，甚至需要以政府为主着手实施一些具体的对外开放重大项目。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建成的大背景下，政府更应注重通过制度规则的设计，形成有利于高端生产要素流入、企业参与更高层次经贸合作的经济环境，通过市场力量自发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标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融合。

“边境”政策和“边境后”政策的目标应存在明显差异。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经济外向度高的部门，特别是外资参与度高的部门无论是单位产出所创造的增加值，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均要高于经济外向度较低的部门。虽然我国仍然存在巨大的区域发展差距，但实证研究也表明，对外开放事实上有利于区域均衡发展，而非加剧了区域失衡。因此，应充分利用外资、扩大进口等“边境”政策，尽可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与发达经济体接轨。但对于“边境后”政策，则应基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实际，强调推动各经济体之间的协调。(www.xing528.com)

由重点面向发达经济体开展互补式合作转向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并重的创新合作模式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我国和发达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整体上呈现明显的互补性，发挥各自要素禀赋优势开展贸易投资合作，特别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垂直专门化分工合作符合比较优势理论，也符合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目标。新时代我国要素禀赋的优势将日益向技术、管理经验、企业所有权优势等新优势转变，虽然和发达经济体仍然在协同创新、网格化协作、水平型分工等领域有巨大合作空间，但合作模式较过去40年将有较大变化；我国和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的要素禀赋互补性将逐渐加强，双方的互利合作在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重要性将持续提升。

构建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是我国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核心。一方面，多元平衡是新时代我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核心要义。“多元”，既包括对外经贸合作伙伴的多元化，更包括对外开放涉及“边境”和“边境后”领域的多元化；“平衡”，既指具体的经常项目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平衡，更包含在推动对外开放工作中做到学习先进经验和立足自身国情的平衡、对接国际先进经贸规则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平衡，等等。另一方面，安全高效是新时代我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必然要求。无论是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经贸合作的层次还是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都必须要有效应对全球宏观政策的溢出效应加剧，防范金融风险、信息泄露风险等外部风险，充分维护国家安全。扩大对外开放的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我国对外开放存在的“三大落差”，这必然要求更好地发挥对外开放在改善制度供给、引进高端要素、拓展国际市场等方面的作用，要求对外开放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