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际环境下我国面临的对外开放挑战

1.二战以来传统全球化模式动力大幅度减弱，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战以来，在运输技术、信息技术等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主导的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旋律，为世界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这种全球化模式也造成了贫富差距大幅扩大、全球经济失衡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客观上导致了“逆全球化”风潮的兴起。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有所减弱，为维护其优势地位，不惜在规则、科技、贸易、投资等领域对我国等新兴经济体进行打压，全球经济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但对我国挑起疾风骤雨式的经贸摩擦，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争端也时有发生，导致经济全球化规则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剧烈的调整。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期望通过“一对一”的施压和谈判达成有利于美国的系列经贸协定。在美国的影响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就已出现的区域贸易协定缔结浪潮呈愈演愈烈之势。这对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巨大冲击，国际经贸规则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将日益明显。另一方面，美国抛开WTO框架下的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更多采取基于其国内法的“301调查”“232调查”等，对进口商品提高关税壁垒，下一步不排除对技术等出口施加更多管制。美国的保护主义加上其贸易伙伴的普遍反制，将显著提高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导致国际贸易自由化水平出现严重倒退。经济全球化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多边贸易体制符合多数国家利益，其深入发展大势不会根本动摇，但在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冲击下，速度可能放缓、动力可能减弱、规则或将改变，国际经贸合作格局将进入艰难的重构期，我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也会受到较大负面影响。

2.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人类生产生活模式面临深刻变化

数字化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通信、无人驾驶、虚拟现实、基因测序、新材料等领域互相交叉渗透，正在对人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可能颠覆现有很多产业的形态、分工和组织方式，重塑国家竞争力在全球的位置，重构人们的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乃至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从微观层面看，企业组织形态将逐步由大型公司转向平台化、分散化和普惠化。从中观层面看，新兴产业将日益发展壮大，新技术广泛运用于传统产业领域也将推动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大量涌现；同时，全球价值链布局将深刻调整，技术和市场将取代成本成为价值链布局的决定性因素，拥有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的经济体将在吸引价值链布局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从宏观层面看，与过去几轮工业革命相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达到空前程度，对全球就业市场的影响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将推动财富加速向资本与技术积累，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相伴的是重大机遇，但也存在巨大不确定性，未知远大于已知。(www.xing528.com)

3.国际经贸规则存在调整升级的客观需要，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改革压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认为传统的以边境壁垒调整为主的国际经贸规则，无法解决“边境后”规制不一致的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钻了空子”，也导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承受了巨大损失。基于此，美国提出“竞争中立”，并期望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引领劳工、环境、知识产权等21世纪新议题的规则制定。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虽然退出TPP，但并未放弃推动国际经贸规则深入“边境后”规制的意图。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提出“公平贸易”，要求贸易伙伴遵循与美国同等标准的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规则，否则就要实施单边制裁和霸凌。这种“对等化”要求，实质上是对TPP原则的继承和强化。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2018年7月WTO关于我国的第七次贸易政策审议中，就国有企业、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产业政策、补贴政策等诸多议题提出质疑，关注的议题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客观地讲，随着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国际经贸规则必然突破边境壁垒，要求各国国内规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规范与统一。这是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迈向深入的必然要求，并非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一意孤行。而美国作为对国际经贸规则影响力最大的经济体，其力推经济全球化规则变化，将导致多边贸易体制面临较大的改革压力，更加广泛的“边境后”规制或将成为新一代多边贸易谈判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