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角色：传达信号的前哨站

对具有国家竞争优势的产业而言，日本政府的角色不但重要而且快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政府扮演着主导产业发展的角色，它将国内资金和稀少的资源（例如钢材）引导到几个特定产业部门，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与外国协议技术转让、降低汇率，并提供出口上的各种援助。

对日本早期成功的产业（钢铁、造船、缝纫机）等来说，日本政府在这段期间的主导角色颇具建设性。在日本企业竞争的产业环节中，价格是很重要的竞争项目。但是，这些产业大多是资本密集的产业，竞争优势是依赖大量投资、建立现代化与大型厂房设备。由于日本政府大力支持、主动影响，这些产业因此能够摆脱对初级生产要素的依赖。

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些早期成功的例子背后，政府的力量并非绝对的，其他关键要素的优势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些条件包括：需求条件（造船、钢铁和机车）、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缝纫机），甚至国内市场竞争等。事实上，在化工、塑胶、航天、飞机及电脑软件等其他大型的重要产业方面，由于并未具备有利条件，因此不管日本政府如何努力发展，这些产业仍旧培养不出真正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

即使在成功的产业中，日本政府也曾经设法限制竞争企业数量，这样的情形在钢铁、汽车、机床及电脑产业中都出现过。25所幸这些产业的企业并未听任政府安排，它们之间的激烈竞争反而将彼此推进更宽广的国际市场。在80年代，通产省虽然意识到竞争对产业发展的重要，但仍不改为市场竞争设限的意图。

整体而言，造成日本现今政策和法国的“指示型计划”不同，或有别于过去的国家经济计划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它近来承受极大的竞争压力。当国内市场中强悍的竞争对手增加时，业者自然被逼得往国际市场上发展，这是日本产业成功的不二法门。这种做法也与其他国家注重少数几个“产业龙头”的政策大相径庭，因为后者重视的是静态效能。如果日本政府保护产业的政策缺少了国内竞争的搭配，势必无法产生世界级的竞争企业；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通常是大棒加胡萝卜双管齐下的。它一方面保护国内产业，同时也有计划地逐步引进外国竞争者，并且事先公布这种自由化时间表。一个绝佳的例子是几年前，日本政府核准卡特彼勒与三菱的合作计划。此举一出，小松公司立刻展开研发行动，终于由一个产品质量不佳、低效率的建筑设备制造商，提升为世界级的竞争好手。

日本政府也很重视需求方面的配套条件。以传真机产业为例，日本政府很早就认可传真文件的法律效力，并且准许家用电话线路与传真机连线，传真机市场的需求因此在日本率先展开。另外，政府也以鼓励客户购买的做法，拉动产业的需求。其他像工业机器人等重要产业的早期需求，也是由政府协助企业租用等方式带动起来的。

出口品检查制度　另外，政府利用政策强制一些产品迅速标准化，同样引发出日本企业快速进入产品的改善与功能开发等激烈竞争。照相机与缝纫机产业就因此而获益匪浅。日本政府也是数项产业发展初期的重要客户（在政府的一声令下，所有日本公立学校都为音乐课程购置钢琴）。公家采购对供应商提升产品技术上有正面作用。日本政府也以各种宣传活动，提醒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像戴明奖与战后初期的出口品检查制度，一再迫使企业朝符合严格的需求标准发展。

日本政府也很重视相关和支持性产业的发展。在1971～1978年之间，日本政府实施“机械与电子产业临时因应条例”，产业政策的重心放在零件与生产制造机械等领域，这对许多产业集群的深化作用有很大的贡献。(www.xing528.com)

日本产业政策的另一个特色是，政府很早就扮演起发布信息的角色。通过高曝光率的官方研究报告、产学界组成的委员会、大型宣传活动、预告新技术的合作研究计划等方式，日本政府不断设法唤起企业对新兴科技的注意，通产省更极力影响企业进行创新与变革。在政府紧锣密鼓的行动下，除了激励企业全力以赴、激发出创新的灵感，还点出产业必须克服的挑战，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善用能源运动。这个运动的结果是日本企业在节约能源上的进步与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也不断地调整。很多人现在说的“日本模式”，事实上在10多年前就落伍了。今天的日本政府，直接干预产业的做法已经大幅减少，需求条件则相对提高。在过去10年间，日本政府主要扮演传播信号的角色。通产省的影响力虽然还在，权限则在逐渐消退中。这种变化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不仅世界各国都在抱怨日本政府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旧模式已不适合新阶段的日本经济发展（第10章会有更多的讨论）。今天的日本，成功已不再是凭借生产成本因素，而是靠其快速创新和投资意愿的能力。

成功的绊脚石　撇开成功的一面，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也有不光彩的一面，有一些甚至还形成对重要经济领域竞争优势的阻碍。比如说，日本政府对医疗保健产业所作的规定、实施统一控制模式，就降低了它们的创新能力。另外，教育政策的僵化，造成一般学校和大学无法有效地回应产业界的需要，局限了大学研究的重要效益。

最重要的是，政府的一些抑制市场竞争的政策保护效率低下的企业，造成日本经济整体生产力的降低。比如日本政府对零售业及分销系统的规定，不但阻碍讲求效率的企业发展，也使日本市场落后于其他国家许多。日本的“大商店法”限制大型零售商的开设地点，并限制其与小零售店的竞争。烟草业与农业更因政府的保护，本身不但缺乏效率，也连累了它们的关联性产业。

抑制竞争所造成的无效率，不只见于重大产业部门，而且还有连锁效应。由于通产省肯定集中效果与“合理化”的联合企业集团，不但任由它们排除竞争，并已形成实质的保护作用。这种做法除了使数十项产业中缺乏生产率的企业继续存在，也令日本60多种产业中，只有10种左右能在国际市场上成功。

日本的特点在于它拥有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国内市场，同时也存在毫无竞争可言的产业领域，这种现象是复杂的政治妥协的结果。问题是，当政治干预产业活动时，往往是以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这种现象也显示出日本决策者在摆脱传统角色的步伐上走得太慢了。

上述两个问题都是对日本未来经济发展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