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企业三大难题：战略、结构、同行竞争

在国家竞争优势对产业的关系中，第四个关键要素就是企业，这包括该如何创立、组织、管理公司，以及竞争对手的条件如何等。企业的目标、战略和组织结构往往随产业和国情的差异而不同。国家竞争优势也就是指各种差异条件的最佳组合。本国竞争者的形态，更在企业创新过程和国际竞争优势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国家环境会影响企业的管理和竞争形式。每家企业的管理模式虽有不同，但是和其他国家比较之后，依然会显现出其民族文化的特色。以意大利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为例，它们大多是中小型规模、私人经营，甚至具有家族渊源的公司。在德国，许多公司的高层主管必须具备技术和工厂经验，企业的组织和管理呈现明显的层次化。这种现象也使得企业管理模式成为研究国家竞争力的热门学问。美国式管理曾一度是学界研究的主流，但是自1980年后，日本式管理取而代之。

不过，管理模式并非通则。产业成功的前提是，企业必须善用本身的条件、管理模式和组织形态，更要掌握国家环境的特色。例如照明、家具、制鞋、毛纺、包装机械等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意大利产业，大多由经济规模较小、以合作代替结盟的企业所组成，避开标准化、利润低的产品，战略上则力求遵循满足各种客户的不同需求、开发造型特殊的产品。这些企业讲求个人创意，因此能不断发展新产品，抓住市场趋势，并且具备随时调整的弹性。

德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该国的企业中，具有工程和技术背景的高层主管比较喜欢发展系统化的产品，改善流程，并避免尝试高风险的竞争。这种特征使德国在光学、化工、综合加工机等需要高度技术和重视工程的产业上非常成功。由于德国产业重视复杂、精密加工和完善售后服务的产品，因此管理结构也服从高度的纪律。至于消费型产品和服务方面，因为需要高超的市场营销技巧，必须能迅速推陈出新，所以德国人不甚在行。一些关于日本的研究则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产业在管理和操控生产线时，擅长在劳资之间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45

民族文化对管理模式的影响，也反映在教育、训练、培养领导人才、团队与组织的关系、个人创造力、决策方式、企业和客户关系、公司内部的合作能力、对国际化的态度，以及劳资关系等方面。46它们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因不同的产业形态而各有利弊。47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可能是劳资关系，因为它与企业的改善和创新能力有关。

民族主义对企业管理和组织形态的影响，很难找出通则，其中比较重要的层面包括：人民对权威的态度、人际交往的形式、员工对主管的态度、主管对员工的态度、社会对个人或组织行为的规范，乃至于专业标准等。这些文化源自于教育系统、宗教和社会的传统、家庭结构，乃至于其他无形但具有独特意义的民族特征。意大利的小型企业和家族企业，就反映了当地人反对权威的观念。意大利人强调高度的个人主义，真正能产生约束力的是家庭或家族。因此，直到今天，意大利人还保留着紧密的家庭结构，多半也喜欢在家庭附近活动。家庭成员同在一家公司工作是很平常的事，新公司的成立往往也是为了配合子女的创业需求。48

第2章中曾提到，推进企业走向国际化竞争的动力很重要。这种动力可能来自国际需求的拉力，也可能来自本地竞争者的压力或市场的推力。另一个重要条件则是管理者的态度；例如管理者对旅游的态度，就是民族特性对国际观或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之一。在瑞士和瑞典，旅行是当地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已经形成传统。本书所研究的一些瑞士产业中，部分企业的创办人甚至是在国外生活或受训后才回国创业，因此当它们的企业要发展海外子公司时，第一个考虑的必然是当初所住过的国家。另外，瑞士和瑞典的企业很懂得如何规划需要长期发展的产业、如何培养这类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在与外国政府和客户接触时，也能很有技巧地维系良好关系。

形成企业国际观的另一个因素是当地人对外语的态度。乍看之下，日本人在学习西方语言时好像困难重重，而且日本文化也不是外向型文化。但日本企业还是能够实现国际化，原因是日本人拼命学外语，在背后驱动这种学习态度的正是国内市场饱和与同业竞争者带来的压力。

政府政策也会影响企业的国际化。政府管制外汇或限制外国人投资就是最直接的一种。长期以来，意大利政府对外汇或外资的限制很严，结果导致意大利企业很少能在外资竞争激烈的产业中成功。然而，政策工具也可以成为一些产业国际化的推动力。瑞士和瑞典的中立国角色，使得该国企业在发展政治相关产业的国际渠道时，阻力大为减小。此外，有些国家的政府通过政策控制企业管理阶层的国籍比例也会影响企业在海外发展的能力。

设定发展目标　各国不同的发展目标，也会影响到企业和劳资双方的工作意愿。49如果一个国家能将发展目标和本身竞争优势充分结合，产业成功的希望将会很大。比方说，持续投资是很多产业维持竞争优势的条件之一，假如国家能激励人民对产业的忠诚与奉献，也会培养出国家的竞争优势。

企业目标　影响企业发展目标的因素包括股东结构、持有人的进取心、债务人态度、内部管理模式，以及高层资深主管的动机等。上市公司会反映一个国家的资金市场特色，像各国资金市场对持股人条件、地方税制，以及周转率的标准都不同，甚至对公司持股人或债务人介入公司事务的态度也不同。50在德国和瑞士，公司股票大多由公司长期持有，很少买卖，银行通常是大股东，它们控制董事会，并主导公司的投资战略。另一方面，政府又规定长期投资可以抵税，鼓励小股东不做短线交易。当地法律也允许公司设立准备金，应付不景气时的需要，因此避免董事会的经营政策受每天起落的股价影响。在这种运作方式下，公司每年的获利虽然不会太高，但是处于产业成熟期的企业，也不担心在研发和设备更新上的资金来源。

美国则是另一种极端类型。企业股票大多由投资人拥有，企业本身则专注每年、每季的股票升值，短期效益模糊了企业长期发展的方向，投资人追逐行情看涨的股票，每一季都要看到利润的增长。在美国，公司股票则是反映竞争优势的工具，买进卖出的频率也十分惊人。而且，由于长期持股的所得税率与短期交易一样，交易手续费也低，则又缩短了投资人的股票持有时间。这种类型的市场基本上是鼓励效率和交易的。

另一方面，因为董事会不干预管理事务，美国企业的股东对公司的直接影响力很低。改善公司运营不良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撤换经理人。经理人在活跃的股市和撤换的压力下，对公司的股价也特别敏感。和其他国家比起来，美国专业经理人的最大诱因是企业规模和红利多寡，后者又与企业每年的赢利表现有关。由于专业经理人在同一个位子所待的平均时间不长，红利逐年增加的例子也不多。在投资人影响力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也很难扭转发展趋势。笔者在研究中也发现，基于前述理由，发达国家当中，美国是最重视投资回报率的国家。

不过，美国除了前述资金市场与企业形态外，已同时开发了先进的风险资本市场，后者在其他国家则比较少见。在美国的风险资本市场中，新兴高科技产业和成长中的企业就很容易吸收到资金，这对创业人的帮助很大。而投资人也给予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较宽裕的亏损期限，有时甚至超过5年以上。生物科技产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10年间，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赚钱的例子不多，但仍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民间资金投入这个产业。

与美国资本市场相似的是英国资本市场，而瑞典和日本的资本市场则较接近德国和瑞士的模式。在瑞典和日本，包括银行在内的大型集团是产业长期投资的主力，这与德国银行本身就是长期投资人的角色相同。另外，意大利的产业发展中，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比较低，国际化成功的企业大多是由私人经营。韩国虽然在资本市场中的发展落后，但是韩国政府在资金流动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般而言，韩国政府的政策倾向于长期支持重点产业。

在国家环境与产业竞争优势的关系上面，投资人对企业和管理模式的影响虽然很显著，但私人企业本身发展目标的影响力也不能忽略。这方面的情形事实上更复杂，如何激励员工持续不懈就是个很重要的课题。一般而言，企业家对产业的投资时间比较长，共享荣华忧患的意愿也比较高，而且会从不同的利益角度去考虑投资。在我们的研究中，许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就是由私人或类似蔡司镜片、诺和公司、嘉士伯研究中心（Carlsberg Institute）等机构所主持。它们成功的原因来自股东可以有效控制股票，利用赢利转而增资。这种持续投资与对该产业的忠诚态度，合理解释了它们在相关领域的成功。

另一个影响企业目标的因素是债权人的态度。每个国家对债权人同时持有公司股票的规定并不相同。以日本、德国、瑞士为例，它们的法律允许债权人控股，因此债权人可以直接在董事会中决定企业运营的方向。而银行经常身兼企业大股东和债权人的双重角色，因而对公司的考虑往往着眼于长期的良性经营，而非短期的利益表现。

企业股东结构、资本市场特色、运营模式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第一大方面是，它们会影响这个国家的企业在寻求资金时的态度，对风险性利润的评估、投资时间的长短，以及投资回报率的考虑。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也会影响产业的发展趋势。由于每种产业的性质都不相同，资本市场的形态必然对有些产业特别有利，并对其他产业不利。

举例来说，在德国和瑞士，大环境使得风险性资金需求较少，而必须大量持续投资的产业则较有发展机会。美国的资本市场条件有利于高风险性的新兴产业，美国投资人的态度又使像服务业等年年有高收益率的产业容易生存。美国能在电脑、软件、新型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表现卓越，或在消费品、特殊电子产品等不断有新手加入国内市场竞争的产业中维持强大竞争力，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当产业日趋成熟或光彩不再时，资本市场的压力与重视短利的经营模式，相对使得美国企业缺乏持续改善和创新的资金。一般而言，步入成熟期的美国企业往往走上并购、多元化经营非相关产业等可以快速影响规模、绩效或吸引投资人注意的道路。51

第二大方面是，资本市场的影响随产业对资金的需求程度而定。例如，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可能效率落后，但因为私营企业发达而照样弹性十足，原因是影响竞争优势的还包括钻石体系中的其他关键要素。(www.xing528.com)

个人事业目标　个人的事业进取心也会影响产业发展的强弱。产业竞争力也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动机和工作态度。

奖励是提高个人努力和进步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奖励因素也受到社会价值观和税法的相互牵制。瑞典的个人所得税非常重，因此个人努力就不只是为了财富，还有追求职务和社会地位的目的。这种动机使他们的决策谨慎，对风险的态度保守，注意力只集中在某一些产业。美国情况截然不同，除了薪水和升迁诱因之外，还以入股、分红来奖励表现优异的人才。这种奖励模式使一些产业相当成功，但是碰到需要密切合作与长期经验积累的产业，就未必能见效。

事实上，各国人民对财富的观念也不一样。对于美国人来说，财富是个人事业最主要的诱因，而瑞典人则很少为薪水多寡而跳槽。瑞典在人才流动频繁的产业上，竞争力就不强。

另一个影响个人事业目标的因素是劳资关系及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很多产业需要靠持续的投资、技术升级与密切合作，来创造长期的竞争优势。为了做到这点，劳资之间往往实行终身聘用制。在劳资关系功利化的国家，强调个人表现的产业较容易出头，例如金融类与专门的服务、电影、娱乐、电脑软件、集成电路等先进科技产业。职业、技能训练也影响个人对事业目标的态度，进而反映到产业的竞争优势上。德国人不管劳资多寡，通常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同一个专业领域，这使德国企业的技术不落人后，产业的技术深度也必然与日俱增。另外，个人事业目标也受乡土偏好影响。本书研究的国家中，意大利人的乡土情结，常使他们以打一场保卫圣战的态度经营产业。影响个人事业目标的最后一种因素是冒险精神。前面提过产业创新过程中，“外来者”的因素很重要，原因即在于“外来者”比较敢冒险。个人的冒险精神也受到历史传统、社会价值或对财富的态度所影响。在德国、瑞士、新加坡等国家，失败被视为是个人的灾难。其他国家的人则把失败看得比较淡。每个国家进入一个产业时所采取的战略，也反映出该国人对失败的态度。

移民是典型的外来者。他们通常比本地人更敢于冒险，因此在美国、英国、瑞士等移民人口占相当比重的国家中，新企业自然占了产业的相当比例。

民族荣耀与使命感所带来的诱因　最后，民族荣耀或使命感也会影响产业精英、持股人和资金的走向，进而带动特定的产业发展，因为这种荣誉感会使产业心甘情愿地投注无穷的精力。一旦某项产业成为受敬重的行业或该国的代表，这项产业的优越地位也会带动竞争优势的提升。

无论国家规模大小，精英永远是相对稀少的资源，而一个国家的成功也需要通过教育引导精英选择最具竞争优势的工作。假如国内的优秀人才都投入科学和工程领域，对经济的影响力将难以估计，因为这些高级人才将会带动产业创新。当一个产业是该国第一优先的发展目标或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时，优秀人才必然蜂拥而入，并且以极高的忠诚度努力工作。

以美国为例，受到苏联抢先发射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Sputnik）的刺激，美国的一流人才纷纷投入太空科技，相关企业也在商业以外找到更高的成就动机——民族荣誉感。另一个例子是德国的化工业。早期德国科学家在化学理论领域的不断突破，使得化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是德国优先发展的产业，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的成就。直到今天，化工业依然是德国人心中的骄傲。日本的钢铁业和消费电子产业能有今天的成就，同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举国上下全力投入发展有关。

产业竞争优势和民族骄傲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一个当初未受注意的产业突然在国际上成功，它在本国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人民对它的认同进而又形成持续该项竞争优势的动力来源。

一国发展的优先目标也会通过非产业部门影响到产业，并产生提升竞争力的效果。日本产业在举国上下节约能源和改善质量的风潮下，积极在省电特性和产品质量上下工夫，抢先发展这些方面的技术，对日本在国际上的成功贡献很大。

历史传统、地理特色或社会结构等，都可能是一个产业成为民族骄傲的因素。当举国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产业时，这股力量的涟漪效应非常可观。不过，假如民族的注意力与产业无关，或观念偏执，产业受到的打击也很大。英国的传统社会中，教会、公共服务、军职和教职的地位很高，制造业相对被贬低，这种心态使得英国制造业一直为无法吸引第一流的人才而苦恼。

如果把视野再拉远一些，社会心理则是另一种形成民族荣耀的因素，这种“英雄崇拜”对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影响甚巨。例如，意大利人就很崇拜服装和家具的设计师，瑞士的银行家和制药企业的地位崇高，美国人则对会计师和电影、流行音乐、职业运动员等娱乐产业心向往之，而以色列人一致尊敬国家最需要的农业人才和军人，这些受欢迎的产业刚好在各国也是表现最优秀的产业。民族情感对企业竞争模式的影响事实上不亚于市场的需求程度。产业的竞争优势也在一流人才不断投入的过程中建立。

保持忠诚度的重要　个人和企业追求的目标会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对职业、劳动价值、企业和产业的忠诚与投入程度。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资源是流动的，会快速由一个产业移到另一个产业，以追求最大利益。本书的研究则发现，这个论点太武断。事实上，为逐利而快速流动的资源很少能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传统市场决定论的瑕疵是，它假设一个产业资源所使用的生产率是一定的，因此，资源必然向回报较高的产业流动。现实环境里，产业创新所带动的生产率通常高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同样，专业知识和经验建立后，还将带动升级和竞争的持续力。这种创新模式需要人力和资金的持续投资。

本书研究的各国产业中，投资人或员工对企业或产业的忠诚度越高，产业的竞争优势就越大，进而与钻石体系的其他关键要素形成良性互动。保持优势也意味着，即使回报少、有风险，所有可能资源还是应该持续投入主要结构的再调整工作。创新是获利率下降时最不可少的补剂。因此，产业在面对困境时，只要有改善和创新的可能，就不该轻易选择“放弃”。相对地，若一遇到困境，资源就开始在产业间流动，那么该项产业想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

意大利的毛纺业是个典型的例子。当其他国家的毛纺业面对新兴工业国家竞争而相继放弃时，意大利的企业反而继续投资、带动技术升级、维持竞争地位。企业这里对产业的忠诚度是借着历史传统、家族化企业经营以及乡土色彩等因素。

当然，并不是每次努力都能带来预期的成功，企业更不乏失败关门的例子，人力资源和技术可能该来而迟迟未来。这些现象反映了事业忠诚度不是企业竞争的万灵丹。问题是，缺乏对事业的忠诚度而妄想成功，同样是不可能的。

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形态是反映资源配置和产业忠诚度的指标。企业对产业是否忠诚，要看它是否能认真地专就本行或相关领域发展。因为企业触角即使延伸到本行相关的产业，员工受激励的程度仍大于不安。假如企业一味朝不相干的领域进行多元化经营，这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更是不进反退。因为这种情况显示，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战略只是榨取利润，而非为了增强竞争优势的投资。52

当然，为了促进经济升级，避免资源陷于无止境的消耗中，资源流动有其必要性。不过，资源流动时又要持续竞争优势的前提是，资源重置必须以实战经验为基础。资源重新配置的原则是调整而非放弃。唯有如此，资源才可能在重组或重新定位之后，产生新的生产率，而非陷入管理人员士气沮丧、工会强力反弹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