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客体选择的多样化解释与责任类型和审计主题相关联

本书将团队领袖的经管责任分为领导责任、主管责任和直接责任，在此基础上，从责任可分离程度和审计主题两个角度，分析了团队生产情形下，审计客体的选择。下面，我们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审计客体选择多样化，以一定程度上验证这个理论框架。

一般来说，将组织作为审计客体是基本情形，审计客体选择多样化主要表现是否将自然人作为审计客体，目前，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舞弊审计，是以自然人作为审计客体；二是经济责任审计，是以单位主要领导这个自然人作为审计客体。

（一）舞弊审计的审计客体分析

舞弊审计针对的是组织内部人员及有关人员为谋取自身利益或为使本组织获得不正当经济利益而其自身也可能获得相关经济利益采用违法手段使组织经济利益受损的不正当行为，其审计主题是行为。审计客体是组织内部人员及有关人员，是自然人。为什么会产生舞弊审计呢？一般来说，是审计委托人怀疑某些人可能存在舞弊行为。实际上，是委托人对人的特定行为关注。本书前面的理论框架指出，如果关心团队领袖的特定行为，则以团队领袖为审计客体。舞弊审计的委托人关注某人的舞弊行为，从而将该人作为审计客体。为什么会关注某人的舞弊行为呢？本书前面的理论框架指出，团队的组织治理越是不健全，越是可能关注团队领袖的个人行为。审计委托人之所以关注某人的舞弊行为，一般是有舞弊信号了，表明某人可能有舞弊了，而舞弊可能性恰恰与本组织的治理状况有关，在治理不健全的情形下，舞弊的可能性较大。

从现实生活来看，舞弊审计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在审计的最初发现阶段，由于组织治理都不健全，所以，大多数的委托人对代理人都不放心，舞弊审计是主要的审计业务。后来，随着组织治理越来越健全，舞弊的可能性降低，财务报表审计逐步占据主要地位。在当代，舞弊审计主要是在一些舞弊风险很高的领域作为专门的审计业务来开展，例如，采购审计、工程审计、招投标审计等。这些领域由于舞弊的可能性大，委托人不放心这些领域的某些人，所以，舞弊行为成为重要的审计主题，自然人成为审计客体。

（二）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客体分析(www.xing528.com)

经济责任审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业务，它包括双重审计客体，一是单位，二是单位主要领导。单位领导作为审计客体，根据本书前面的理论框架来说，也就是团队领袖作为审计客体。经济责任审计为什么要将单位主要领导作为审计客体呢？根据本书前面的理论框架，团队领袖作为审计客体有两种情形，一是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可分离，其前提是采用分工负责的领导制度；二是团队的组织治理越是不健全，越是可能关注团队领袖的个人行为。

目前，中国的各种组织，恰恰具有上述两方面的特征。首先，中国的绝大多数组织都实行分工负责的领导制度。关于中国的组织究竟是什么样的领导制度，有不同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第八十六条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别实行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十条规定，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可以看出，这些权威文献对领导制度的表述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关于我国的各种组织究竟是首长负责制还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集体领导，有不同的认识（吴显庆，2004；黄百炼，2012）。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单位的领导制度中，个人分工负责是其重要内容。正是由于这种制度的存在，可以将主要领导的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区分开来。

其次，各种组织的治理制度不健全。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大量旧的制度被废止，而新的制度尚未建立，已经建立的新制度还可能存在缺陷，所以，大量的体制、机制和制度都处于不完善状况，因此，各级领导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机会较多，正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落马”后曾说过，“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主要领导的行为予以特别关注，当然是理性的选择。

综合起来，正是由于各种组织的治理制度不健全，产生了将领导个人作为审计客体的必要性；正是由于分工负责的领导制度，使得将领导个人作为审计客体的可行性。这二者的结合，就产生了中国式的经济责任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