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我国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转型取得成功的深层次原因

4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功，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转型的效应十分明显。从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这个成就的取得十分不易。过去50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只有日本、亚洲“四小龙”等13个经济体对外开放取得成功，通过开放发展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经济体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其中多数经济基础本来就不错，发展过程中又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和援助。而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发展起点较低，又经常面临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刁难甚至阻遏。考虑到这些情形，我国对外开放的成功是稀有难得的，经验弥足珍贵。

总结起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成功得益于四大保障——战略保障、制度保障、方法保障和天时保障，是“道”“势”“术”“时”有效辐辏与相互支撑的结果，四者缺一不可。其中，“道”“势”和“术”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作为的领域，“时”则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环境与条件，但能否抓住“时”带来的机遇也有赖于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

1.将对外开放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这是“道”，为对外开放的成功提供了战略保障

我国对外开放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因素是将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承诺100年不动摇。这样的承诺具有极大的稳定人心的作用，使各类市场主体得以形成良好预期，从而进行长远谋划和布局。不过，这里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保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能够得到长期贯彻？古今中外实践表明，开放政策半途而废，可能有四个原因：一是人事更迭；二是精英阶层反对；三是社会大众反对；四是国外合作伙伴反对。我国是如何有效解决这四个问题的？

通过行之有效的干部选拔机制，从组织上保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能够“一茬接一茬”干下去。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选拔机制。这套机制将干部是否拥护中央决策和改革开放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标准，注重对干部长时间全方位的考察。特别是拟提拔重用的关键岗位领导干部，一般都要经过多领域、多地方锻炼，一定要经得起检验，也要得到方方面面的认可。在这套机制下，能够脱颖而出的基本都是真心实意拥护改革开放，且有能力将改革开放推向深入的人，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不会因人事更迭而出现根本变化。

通过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对外开放成为自上而下自愿自觉的选择。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鼓励破除教条和迷信，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这样的氛围下，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有更多机会“开眼看世界”，能够更加客观务实地认识外部环境，认识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差距，从而在我国需要向国外学习这一点上形成共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它使人们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接受既有国际秩序的合理性，以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身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自愿向发达经济体学习。

通过有效减弱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收入分配负面效应，使对外开放具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无论是美欧发达经济体，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都出现了明显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导致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全球化不满和要求保护主义的力量激烈反弹。我国对外开放过程虽然也伴随收入差距扩大，但各个群体之间并未出现严重对立，使得开放能一直坚持进行。究其原因，一是我国选择了基于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正确开放路径，使得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直接惠及广大农民工以及城镇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二是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子公司、分公司等机构并招聘本地人才，为来自普通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学子提供了择业的新路径新选择，提供了个人和家庭跻身中等收入群体的新机遇。三是我国建立了广覆盖的社会保障网络，极大地发挥了安全阀和稳定器的作用。这就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具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通过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最大限度赢得国外合作伙伴对我国对外开放的支持。一般情况下，一国处于国际分工相对弱势时，倡导互利共赢是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处于相对强势时，倡导互利共赢才真正体现国际价值追求。当前，我国已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阶段，商品、资本和技术走出去成为潮流，在一些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中高端位势。在此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依然坚持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是基于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价值追求。正是这个长期不变的基本原则，为我国赢得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得到广泛认同和支持，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2.建立健全“中央权威+地方活力”的体制机制，这是“势”，为对外开放的成功提供了制度保障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是对外开放成功的根本制度保障。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既十分必要，又十分不易。说十分必要，是因为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只青睐那些政治风险较低的国家，一旦东道国发生政治动荡，国外资本和企业往往大规模撤离，多年的开放成果可能毁于一旦；说十分不易，是因为高度传统的社会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都是稳定的，而处在开放转轨进程中的社会最容易发生动荡。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提出，20世纪50—60年代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生政治动荡，不是由于他们贫穷落后，而是由于他们力图走向开放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顶住了国际国内风波的挑战和考验，保持了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为源源不断地引进境外优质资本、技术和企业，将对外开放持续推向深入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开放决策在地方层面得到有效实施，成为对外开放成功的活力所在。对外开放的决策在中央，但必须经由地方执行和实施，因此地方政府的态度和行动就成为开放决策能否真正落地的关键。4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地方的主动作为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还是内陆、沿边地区的地方政府，有条件的地方积极谋划开放，没有条件的地方创造条件也要积极谋划开放，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平台和发展模式。究其原因，一是我国的干部考核和选拔机制催生了“县域竞争”，下级政府在贯彻中央和上级政府意志方面成绩突出，十分有利于本地发展得到更多重视，也十分有利于干部的提拔使用。二是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实行“条条”与“块块”相结合的模式，地方党委和政府在本地开放型经济发展方面拥有相当大的决策权。三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财政拥有较大自主性，能够集中力量办事情。特别是沿海一些财力比较雄厚的地方，有能力通过补贴等优惠政策吸引大量外商投资，大力引进国际人才，从而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高地。(www.xing528.com)

3.采取正确的对外开放路径，这是“术”，为对外开放的成功提供了方法论保障

40多年来，我国在对外开放方法论方面至少有三个成功经验：一是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二是建立各类开放特殊区域先试验后推广；三是立足国情和发展需要实施渐进开放。

通过扩大利用外资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发展中国家一旦选择对外开放，马上面临以何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问题。主要途径有三：一是开展对外贸易；二是利用国外贷款；三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第一条途径看，受要素禀赋和产业竞争力制约，多数发展中国家初期只能通过出口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进口机器设备等工业制成品参与国际贸易，与发达经济体形成产业间分工模式。其风险在于，发展中国家或者由于初级产品出口效益较好而陷入“资源诅咒”，沦为发达经济体的能源原材料附庸；或者由于贸易条件恶化而出现大量逆差，面对国际投机资本冲击时抵抗力十分脆弱。从第二条途径看，国外贷款主要以美元计价结算，利用国外贷款往往导致发展中国家美元外债持续增加，一旦遭遇美联储加息周期、美元大幅升值，外债还本付息负担急剧上升，超过本国外汇储备所能提供的清偿能力，很容易发生债务危机。拉美、非洲、中东、中亚等不少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这两条途径，但实践证明并不成功。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过短暂尝试，很快认识到出口初级产品和借用外债这两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于是，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工业基础好、配套能力强的优势，主要采取了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加工贸易、嵌入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一是外企进入不仅带来资本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带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国际市场营销渠道和市场经济理念，给人们的思想、知识和视野带来巨大冲击和改变；二是加工贸易天然创造顺差，为国家外汇储备积累作出重要贡献，大大增强了进口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之初普遍面临的外汇短缺难题；三是外资企业在雇用本地员工、与本地企业合作过程中，实现了技术、管理经验和国际规则知识的溢出，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在外企接受训练后出来“单干”，直接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四是外资制造业企业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途径，不仅直接提高了农民收入，而且促使传统农民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化，从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促进了不少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五是直接推动我国出口结构由初级产品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再到机电产品的转型升级；六是较之国际贷款或短期投机资本，外商投资实体企业考虑的因素更加综合和长远，撤出的机会成本更高，对于东道国经济而言是稳定性更高。

建立各类开放特殊区域先试验后推广。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这是设立最早的开放特殊区域的类型。此后，又建立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家级新区等多种类型特殊区域，目前功能最特殊、制度最先进的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设立特殊区域推动对外开放有两个突出优势：一是在既有体制和政策惯性力量十分强大的情形下，通过特殊区域实施局部突破，打造政策洼地和改革高地，形成集聚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的“绿洲”；二是将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特殊区域内，容易控制风险，从而减少保守力量对开放的反对。可以说，设立特殊区域进行试验，是发展中国家既对外开放又防控风险的有效途径，是平衡各方诉求、最大限度凝聚开放共识的有效载体。目前，各种类型开放特殊区域已成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境外投资、对标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主要平台。将特殊区域的改革创新经验在不同范围复制推广，对其他地区的改革发展也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立足国情和发展需要实施渐进开放。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开放就会落后，但开放在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风险，部分国家由于开放方式错误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发生社会动荡。一个主要教训是，不能盲信经济教科书理论，不能不顾风险承受能力而实施激进开放，试图一步到位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特别是在金融开放方面要十分谨慎，要像罗纳德·麦金农提出的那样，理好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在实施资本账户开放前做好各种必要准备。我国对外开放采取了渐进式路径，先沿海后沿边内陆，先经常账户后资本与金融账户，先长期投资再短期投资，先机构投资者再个人投资者，并且对一些资本项目保持一定程度的管制。实践证明，这种开放方式不符合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理论的假设路径，却契合我国国情和国内发展需要，限制了风险可能发生的范围，减少了试错成本，避免了激进开放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崩溃的可能性。林毅夫提出，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也普遍存在，但我们有的成绩这些国家却没有。对于那些期望通过对外开放推动经济社会转型，但不熟悉现代市场经济规律、风险防控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渐进式开放是理性务实的正确选择。

4.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这是“时”，为对外开放的成功提供了天时保障

20世纪80年代，世界局势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的特征日益明显，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渐成潮流，这为我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十分有利的经济环境。特别是，与1870—1913年的经济全球化相比，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参与其中获取开放带来的收益：一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伴随发达国家对殖民地的武力侵略与征服，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是在旧殖民体系早已瓦解、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的基础上进行的，自愿平等原则取代了武力胁迫原则。二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以货物贸易自由化为主要特征，殖民地半殖民地出口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二者形成产业间分工关系，殖民地半殖民地长期承受“剪刀差”剥削；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以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为主要特征，通过大规模产业转移在全球布局价值链，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垂直的产品内分工关系，为发展中国家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优质要素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三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没有形成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体系，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则是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进行的，这个框架对发展中国家有着制度性的优惠安排，使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下也能争取最大权益。

然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虽然十分难得，经济全球化机遇虽然难逢，但毕竟是外因，真正抓住机遇实现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屈指可数。我国作为最大受益者之一，归根到底是在经济全球化露出苗头时就作出敏锐的趋势性判断，在此基础上选择了对外开放战略，并采取了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开放路径，这是内因，是对外开放成功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