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航天产业由于所需原材料和元器件的特殊性,配套的上游企业缺乏创新意识,零部件供应市场出现严重失灵。中国航天事业借助举国体制优势,由中央调配全国的物质资源和精神意志,建立起攻克尖端领域项目难题的体制机制。政府的干预有效弥补了市场失灵,实现了技术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改革开放后,尽管我国工业基础有了很大改善,但航天事业尖端技术和基础工业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社会主义制度再一次在资源调动效率和能力上展现了其优越性,对市场经济起到了有益补充。
时至今日,采用举国体制方式、利用制度的优越性解决我国基础工业技术短板难题依然是航天事业取得成功的方法之一。依靠全国力量、组织全国大协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是在我国国情下发展航天事业的需要。依靠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精神,中国航天事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卓越显著的历史成就。钱学森曾评价“中国比美国更适合搞导弹,因为社会主义可以举全国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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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航天大协作
航天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成,需要全国数千家单位、几十万科技大军承担研制、建设、试验任务。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探月工程到火星探测,举国体制、大力协同始终贯穿于航天事业发展全过程。在“两弹一星”工程中,先后有29个部委、20多个省市区、1000多个研究院所、大专院校和工厂矿山的精兵强将参与协同会战。在载人航天工程和探月工程中,直接参与研制的单位有100多个,联合协作的单位有3000多家,涉及数十万技术和技能人员。据不完全统计,作为我国最大的宇航产品生产企业,航天科技集团下属厂所级单位只有100多家,但是全国协作配套单位达到7000多家,其中民营企业超过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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