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白求恩最重要的社会身份,并不是病患,而是职业医生。白求恩在加拿大和美国一些城市学习和执业过,应该说是成功的。在职业生涯中,他偏好狂放风格的外科手术,注重速度,并不严格遵守戴手套等重要的手术室规则。当面对手术患者死亡率的问题时,他首先想到的应对措施不是检查无菌操作等程序,而是在动物身上勤练以加快动作速度。违背规则和反抗秩序,与革命气质类似而程度不同。从西班牙革命战场到中国革命战场,战地救护,是最适配这种风格的工作。
白求恩很喜欢动手,曾经发明了很多手术器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他跟加拿大的一家制作手术器械的公司合作生产的。有一种肋骨剪,是他受到鞋匠修鞋子的剪刀启发发明的,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这可以说是他所有发明当中应用得最多的。在中国进行战地救治的过程当中,他还发明了一个装运手术器械的工具,灵感来自华北农村农民们搬运农产品的方法,在骡子背上放一根横杆,一边挂一个篮子。白求恩按照这个原理也做了一个专门来运送和储藏手术用品的工具,篮子用抽屉替代,可以分门别类放置手术用品,使他实行尽可能靠近战场进行救治的理念有了更好的技术支持。他给这个设备起名叫卢沟桥。沙飞拍摄过一些当时战地医院自制医疗用品的照片,当时的条件的确极其艰苦,器材和药品都极其来之不易。
作为一个医生,白求恩很有创造性,并不属于按部就班工作的那一类别。这种印象来自他的传记,斯图尔特夫妇访问过大量认识他的人,包括朋友与家人,以及从前的同事与合作伙伴。由于个性方面的特点,使他成了一个特别喜欢往前冲的人。在不算漫长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白求恩的任何一份工作持续时间都非常短。由于种种原因,他不断地更换城市和工作机构, 而他与别人的关系,以及各个女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处在非常快的更替状态。刚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人们对他的印象是有点不拘细节,同医生这个行业要遵守各种要求、注重细枝末节的严谨有差异。
这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在外科手术的发展历史上,消毒术的发明非常重要,在手术的操作之前和中间,医生需要确保无菌的防护,包括使用无菌手套,保证手术室的无菌环境。简陋的战地环境,进行手术的开敞小庙,完全不可能达到手术室的要求;个人防护方面,在沙飞的这张照片上我们甚至还能看清白求恩手上的皮肤和汗毛。吴印咸的这张似乎是戴上了手套,有一点点褶皱,协助他的几个人至少头上戴了有十字标志的手术帽,穿上了手术衣。手套这个细节很重要,决定了感染风险的高低,白求恩去世正是因为手指受伤而引发感染。诸多关于白求恩的回忆里也提及手套,中国人都怀着对英雄的敬仰之心,陈述为物资匮乏而无手套可用,白求恩不顾自身安危仍然冒险手术。这类说法属于英雄形象再生产过程,支持医生的高大形象不容置疑。但这并不是他在处理最后一个病人的情形,实际上,在此前写给北美一些朋友的信件中,他已经提到自己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他有两处反复感染,一个就是手指头的这个伤口;另一个是因为他营养不良,导致脚趾不断感染,还被施行了一个小的手术。
白求恩执行的最后一台手术是在1939年的11月1日,这天本来是他预计要启程的日子。他已经请了假要回加拿大休养一下,希望回去补充家乡的食品和营养。白求恩为此已经做了准备,还写了一封信给那边的朋友,说太渴望知道朋友们在当地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已经很久没有用母语和周围人讲话。他还提到不知道在家乡躺在洁白的床单上是什么感觉。但这封信末尾他补充了一句看起来充满不祥意味的话,他说这一切即便是得到,大概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根据聂荣臻的安排,白求恩本来应该是动身,经过云南,从香港转往加拿大。但他在这一天并未出发,而是继续施行手术,最后又为一名感染丹毒的病人治疗,这个病人感染了他,病情发展得很快,几天后白求恩就去世了。在战地手术的时候,遇到严重的感染可能需要截掉手指来控制发展,如果不这样及时阻止,整条手臂都会感染,然后蔓延到全身。当时周围的人问是否需要截肢,虽然已经接近神志不清,白求恩还是拒绝了这样的处理,他失去生命也不能失去外科医生的手。最后他像一位战士一样离开了。(www.xing528.com)
生命终结的11月对于白求恩来说可能也是一个特殊的时间。因为他跟他的离婚前妻第二次婚礼挑的时间也是11月11号。这一天是“一战”结束11周年的纪念日。白求恩很可能骨子里是一个有战斗精神的人。他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在“一战”中只做过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发现了一场流感而他自己也被感染。白求恩有着很丰富的部队生活的经验,陆军、海军、空军他都待过。他还获得过伦敦儿童医院半年的实习机会,这是他凭在海军的关系获得的推荐。
人作为生物性的存在都是有限制的。只有声誉可能传播,超越生物存在的时间限制,流传到更远的时空,甚至可能不朽。成为英雄而不朽,对于有雄心的人而言,不仅有感召力,还是一种强烈诱惑,值得放弃现世的安稳,值得以巨大的牺牲去追求。但即使这样做了,也不一定成为英雄而不朽。
为什么白求恩成为英雄?毫无保留的献祭式的牺牲,最后的壮烈之死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和白求恩的艺术气质也相关。他本身也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并且身上有很多典型的艺术家特点。如果不是尝试艺术道路行不通,他可能会经历完全不同的人生。
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在自己房间里挂上一个白求恩医生这样的牌子,这是祖父的身份,也是年轻的白求恩的理想。另一方面,白求恩是一个艺术青年,像许多艺术青年一样,他不是很擅长学习语言,这一点他很早就发现了,可能比他发现他自己的艺术天赋还更早一点。白求恩在多伦多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中间有很多波折,其中就包括他的好几门外语都不过关。比如德语好像有两种课程,其中一种简单一点点,他还进修过这一种但没有通过。比如法语,他们家祖先还是法国的,他也是考了两遍才通过。而且白求恩语言学习能力的欠缺还影响到他的职业工作获得认同和肯定。他在西班牙内战中做了很多战地救护工作,努力寻求资助,还主导建立了当地一个输血所。但并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承认,甚至几乎是被排挤被迫离开西班牙回到加拿大。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这也许是因为他不擅长学习语言,难以和当地人直接沟通。加上白求恩有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觉得如果人们尊重他的话就应该去学习他的语言,这也会影响他和其他人的交流。同样,他来到中国,中文对他来说可能比法语和德语更要困难,他也没办法直接用中文和人沟通。
所以在中国的最后一段时间, 除了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去解救他人,白求恩生活中几乎没有别的内容。高质量的信息沟通是维护健康的重要社会支持,现在缺失了,他只能写信给远在万里以外的亲友,现存的照片里有一张记录了白求恩坐在一张中式桌子前打字的情景。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北美的朋友,提到他多么希望有一个收音机可以听到英文,最好再有一个汉堡三明治。可以说,白求恩是在一种精神与体力双重透支的情况下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大概在1939年早一点的时候,林迈可给他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白求恩同别人对比起来已经非常消瘦,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好多。他去世的时候是49岁,但在《纪念白求恩》中开篇就写道,白求恩大夫五十多岁了。那么他给毛泽东的印象就是这样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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