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扬：古典音乐代言人和商业天才

2008年，奥地利城市萨尔茨堡开始了纪念卡拉扬100周年诞辰的系列活动。这是继2006年纪念莫扎特诞生250周年之后的盛大庆典，内容包括举行纪念音乐会、国际巡回音乐会、文献展览，发行关于卡拉扬生平的书籍、电影，各大唱片公司都会发行卡拉扬的作品集。卡拉扬的遗孀伊丽埃特·卡拉扬也将出版传记，讲述她与音乐大师之间的生活故事。

王者卡拉扬

如果萨尔茨堡是一个音乐的王国，那么卡拉扬至少可以被视为一任杰出的国王。这是他的故乡，他在这里出生，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刻，长眠于此。卡拉扬的名字在全世界流传，在萨尔茨堡更是家喻户晓。和莫扎特留下音乐和卷发的形象不同，卡拉扬留下更多的视觉内容，除了照片，人们还可以在影片里与他相遇，重温往昔，仿佛这个人从来都没有离开。

卡拉扬相信有来生。对此他坚信无疑，认为根本无须讨论。他喜欢歌德有关这件事的论述：“假如我有那么多的事情要思考、要完成、要沉思，这都得借助我的躯体。那么，既然我的躯体已跟不上我了，造物主就一定会另赐一个给我。是一定，而不是可能。”

20世纪最显赫的指挥家卡拉扬毫无疑问也是古典音乐最为著名的代言人，他的知名度远远超越音乐界，对于许多人来说，“卡拉扬”一词意味着古典音乐的颠峰，甚至像“贝多芬”这个词一样，意味着音乐以及与音乐理所当然的美好关系。

卡拉扬领导了世界上最强的乐团柏林爱乐很长时间，与个性鲜明的乐队成员们保持了极好的关系。1979年来中国演出的时候，有两位团员从飞机悬梯上摔下来，他立刻急着要去查看，不顾自己腿不方便。梅纽因写道：“卡拉扬护着他的团员，确保他们有丰厚的报酬和高品质的乐器，鼓励他们各自组织室内乐演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鼓舞他们的士气。”但不要以为他会容忍背叛。在梅耶事件之后他可以毫不留情地拒绝柏林爱乐，自己掏腰包将维也纳爱乐接来参加萨尔茨堡的演出。他也不在乎决裂。

据说在排练时卡拉扬喜欢坐在音乐厅的第十六排的位置上，身旁坐满了他的主要工作副手。“他就像一位帝王般，控制着舞台上所有排练细节的精确进行，不容有一丝差错。”

卡拉扬的重要性在于他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古典音乐代言人。古典音乐正在日益变得小众，类似19世纪风行的长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也已经随着大叙事时代的终结而势微。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追求崇高、壮美与包罗万象，而且从技术基础与手段上也有能力建构这一主流审美方向的现实景象。这是从瓦格纳到卡拉扬的时代背景，其中时间是一条有始有终的直线，为了争取比现在更为美好的未来，值得从容地付出辛劳。这一价值取向早已被后现代的趋势所动摇，在时间被片段化以后，只有此刻有存在意义，此刻和其他时刻失去了必然的逻辑关系。基于对传统价值的破坏和革命所产生的碎片化的、平面化的艺术表达，将逻辑性地产生快速流通的产品——可交换的艺术商品。基于市场和消费者导向的音乐市场，需要快速更新的内容，再也不能容忍长久的统治关系。

卡拉扬非常符合人们对奥地利人和德国人的刻板印象，从他的一些照片看，很令人担心这个人是否会笑。十多年以前，《爱乐》丛刊创刊号在专题里选用了一批图片，其中卡拉扬都表情严肃，够酷、够威严。他从来不凝视镜头，甚至连看都不看，就像照相机根本不存在，但是他的表情泄漏了他对相机的意识，使人意识到他漠视相机的存在，他不配合在摄影这一时刻里显现的摄影师的权力。

他的传记作者记录了两人最后一次校订文稿之后发生的事情。约好下午一同出海航行，但是卡拉扬没有去。船出海了，但是船长让船在海湾里兜圈子，一直游弋在卡拉扬从家里能够俯瞰到的视域里。他们都知道卡拉扬第二天要评论今天的航行——这一幅类似边沁描述的圆形监狱装置的画面，详细表现了权力的面孔。权力在卡拉扬手里，他才是王者。

商业偶像卡拉扬

从今天的标准看来，卡拉扬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商业天才。造就卡拉扬有时代的机遇，有赖于传播音乐的新媒介灌录留声机唱片技术、广播与以后电视的普及，但他的成功具有坚实的基础：专业天赋和能力、管理能力与商业谈判能力、偶像派的形象。仅仅具有其中一点已经可以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了，何况卡拉扬将三种优势集于一身。他努力奋斗，最后成功并且富有。

传奇般的成功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至少熟悉五十部歌剧的每一处细节，能在从熟睡中被唤醒的情况下，立即从五十部歌剧的任何一处开始指挥。小泽征尔惊叹于他的记忆。“有一次我打电话向他请教一部歌剧，我知道他已多年没指挥那部歌剧了。我敢肯定他来不及看总谱，而他竟跟我一起过了一遍，每个细节都正确无误。唯一的麻烦是他的话难于听懂”。

“有一次排练《漂泊的荷兰人》，他不满意剧中帆船的进出，终于忍不住步履蹒跚地走入后台，往后的十几分钟里，我们看到帆船的表现越来越好，原来卡拉扬到后台亲自示范操作帆船的布景。”

卡拉扬喜欢电视，这多少和古典音乐所代表的趣味是相互背离的。他比同时代人更早懂得如何表现自己，不仅是在现场，还有在银幕和屏幕上。他甚至要求摄影师将镜头越过他的肩来拍摄他的手的动作，因为这样可以展示得更清楚。他把家里地下室装备成了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剪辑室，着手把自己的核心曲目重制成唱片（其中一些已是第五次重录）和拍成十六毫米影片。他知道事情的关键，即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想象一下在一部45分钟长的交响曲影片中有41分钟都是卡拉扬的特写镜头。他要画面上尽量少出现演奏者，尽量多地展示他自己。剪辑一般基于这样的理由：“巴松管是一件形象丑陋的乐器。”“那个团员实在难看，别看他。”

在现场记录视频与唱片封面、杂志的照片中出现的卡拉扬，一直都是形象完美的卡拉扬。他太懂得视觉传播的威力所在，尽管当时商业传播技术还没有进化到今天这样专业。要获得理想传播效果，对信息进行重复是必需的。

卡拉扬原定在维也纳乐友协会金色大厅指挥海顿的《创世纪》，后因故不得不取消，改由另一位指挥家指挥，这个小小的改动令音乐厅座位空了一半。在专业人士看来另一位指挥家的气质更适合指挥海顿的作品；而且维也纳乐友协会金色大厅的听众是世界上音乐修养最高的。这显然成了另一种现象，即人们去音乐厅并不是为了听海顿的作品，而是看卡拉扬的指挥。一位当地乐评家开玩笑地总结出：哪怕卡拉扬指挥的不是乐团，而是一套立体声音响系统，人们也乐意花钱去看。卡拉扬和希腊歌唱家卡拉斯一样具有雕塑美的舞台形象——卡拉扬也有希腊血统。

卡拉扬热爱航海、驾驶飞机、摩托车以及登山——今天这些行为已经是吸引注意力的常规手法。卡拉扬以完全等同于工作的态度去对待这些运动，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和出人意料。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他的表演要完美，不论是在指挥台上还是在赛艇、汽车或飞机的驾驶座上。完美就是他的快乐。70多岁了，他还开飞机送自己去医院做一个大手术。这些故事里任何一个都像是传奇。

传奇的主角年轻时候就开始修炼瑜伽，跟随东京一位禅宗大师修行，用其中的义理解释工作：“对于所演奏的作品，我们都把意念集中在同一个谜，即它的要旨上。每次练习我们都集中注意这个谜。我们接受它，就像天主教徒接受奇迹一样。”(www.xing528.com)

尼采在1882年前后谈到过“在我们的时代，各种成就只有借助于一种反响才能获得它们的‘伟大性’——那就是报刊的反响”。哲学家清楚地意识到大众传媒的影响。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变化与文化的工业化，数字化技术提供了声音和影像的新介质，可以超越音乐会的现场限制，把音乐传递到全世界。音乐领域的成名模式也由创作转变为表演。20世纪的著名音乐人是那些工作过程具有视觉效应的角色：指挥、演奏和表演者，而不是像前一个世纪那样，由作曲家占据更高的位置。卡拉扬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这一机遇，将其威力发挥到极致。比卡拉扬年长的理查·斯特劳斯，瓦格纳的当然继承人，是以作曲家和指挥的双重身份成名和传世的。专业人士对他评价颇高，但他没有卡拉扬那么大的通俗名气。卡拉扬了解自己的成功并对此颇有信心，唱片销量超过一亿完全是成功的标志，虽然这个数字并没有能够像他期待的那样使全体乐评人士闭嘴。

卡拉扬比自己所有同时代人都更懂得如何通过现代媒介传播他的工作，他获得充足赞助创办了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通过在20世纪的古典音乐传播中有效的工作，卡拉扬把自己的名字列入音乐的象征价值清单里，使这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蔓延。

意志的胜利

有一些事情显示了卡拉扬不同凡响的坚强意志。 EMI 制作人瓦尔特·列格曾经回忆他与卡拉扬的交往，在卡拉扬职业生涯最困难的时期，“维也纳爱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俄国人已下令禁止卡拉扬登台，音乐会也取消了。我赶紧给卡拉扬挂电话，说这消息遗憾之至，问他是否愿意跟我共进午餐，我们好好谈谈这事。卡拉扬说很抱歉，他正要睡觉，但下午四点可以见我。就这样，下午四点我到了约定的地点。我知道当时维也纳物资供应奇缺，特地给他带去了一瓶威士忌、一瓶杜松子酒和一瓶雪莉酒。多年后他告诉我，那晚我走后，他把每瓶酒各分成 30 份，从第二天起的90天每天享用一份，当晚则尝都没尝一口⋯⋯他这个人就是如此，意志如钢铁般坚强”。

“他的居住条件差到极点，在一座街区的公寓八楼上同一个不相识的人共住一个房间。我们开始了交谈。我试图把谈话引向业务讨论，但他却明显地只想闲聊。很可能因为他已有太长时间不曾与人交谈了⋯⋯我们差不多天天见面，关于合同的谈判延续了6个月⋯⋯他并不急于签约，尽管他既无钱又无工作，甚至连工作的可能性都没有。我从未见过任何人能像他那样，处在那样的境况下内心仍那么宁静、那么泰然自若。”

在日后执掌柏林爱乐的过程中，卡拉扬同样表现了出人意料的从容不迫。作为一个从指挥学校乐队、小镇剧院乐队起步的青年才俊来说，从1938年卡拉扬首次指挥柏林爱乐算起，他独据柏林爱乐的野心过了将近二十年才终于实现，而获得一份他所期待的合约又花了十二年。当然这一水乳交融的关系持续了差不多二十五个年头，虽然最终没有像他所期待那样是“终身的，99年也行”。卡拉扬曾经谈及指挥家的教养，认为天资、勤学和苦干精神都是事业的必备条件，并得出结论说“现实生活中，极多的人都没有毅力坚持、学习，还有等待、等待、再等待⋯⋯”。

卡拉扬控制自己情绪和身体的能力也是令人望尘莫及的。在决定接受颈椎手术前几天，他还在指挥维也纳爱乐排练，准备为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灌录唱片。当时的年龄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得知消息的少数几个人都相当震惊，但卡拉扬是如此镇定，他决定通奏全曲，将《德意志安魂曲》未做任何停顿地从头演奏至尾。现场的人被音乐深深地陶醉了，一个个凝神屏息，仿佛在座位上生了根。演奏结束，厅内一片沉默，卡拉扬放下指挥棒，径自走了。

作为指挥的卡拉扬展示了职业需要的要素：气魄、专业能力、意志。因为“这是艺术创造的一种独特的体制：一个人被赋予几乎是无限的权力总管一切，包括演员、歌手、预算、计划和节目。别的任何领域里哪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几乎别的所有行业里，领导也得受制于人，诸如委员会、董事会、监察员、工会等。一个人受到如此信赖，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恐怕是最后一遭了。当然，这种领导原则也有其弱点。希特勒不是自称为‘元首’吗？所以这个词也有招人讨厌的一面。这是个令人生疑的词。当人们意识到某人要按他的意志行事时，他们就常会变得多疑。领袖——独裁。如今，表达自我的强烈意愿往往容易招致批评。人们似乎不敢坦率表达自己的意见并靠自己的实力去实现它。但在纯艺术领域这种原则是有价值的。必须有一个人表达意见，否则不可能有伟大的艺术之作产生”。

投机者：纳粹经历

曾经的纳粹党员卡拉扬在“二战”后一段时间被禁止工作。卡拉扬自己对入党的解释是为了获得工作，是为了音乐生涯的一种权宜做法，但是一个细节动摇了他的解释。一些文件记录显示卡拉扬入党完全不是他所回忆的那样， 1957年，保罗·莫尔发表了一篇名字很不友好的关于卡拉扬的文章《投机者》，文中透露卡拉扬的入党时间是1933年。

25 年后，德国音乐研究家弗雷德·普里伯格在其著作《纳粹执政的德国音乐》中重又披露了有关文件，证明卡拉扬“双重登记”参加纳粹党一事，所提入党日期以及党证编号均与 1959年的发现相符。卡拉扬迅速地对这一公布文件的做法作出了愤怒的反应：“简直是捏造，我根本就不屑谈论此事。荒谬透顶，普里伯格写这种玩意不过是为了赚钱。”

几个月后，卡拉扬的传记作者亲自到柏林档案中心弄到了那些文件，包括那两份党员登记卡的复印件。卡拉扬首先问了来源，对这种东西居然可以随便外传表示气愤。作者是这么描述的：他接过文件，用警觉而好奇的目光凝视片刻，再把它们拿到灯下以便看得更清楚。“哪儿有我的签名？”细查了几秒钟后他问，“这些东西并无签名，看见吗？”我问他是何看法，他耸耸肩，瞅着我道：“全是假的。”（纳粹的党员登记卡本无签名，是由官员填写的。）

他坚持说他加入纳粹是在1935 年，一口咬定他加入纳粹党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职业：他所谓上帝赋予他的创造音乐的使命。卡拉扬的固执也包括他的哲学思想。他宁可被枪毙也不会为自己所做之事道歉。但他却要求把他的入党日期改掉。

有两位在各自专业领域可与卡拉扬声誉媲美的德国名人——里芬斯塔尔与海德格尔，和卡拉扬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他们和纳粹的亲密程度与卡拉扬不同。几乎每一次被提及，里芬斯塔尔在纳粹时期接受过希特勒委托摄制影片的经历都要被重复，她的专业成就不能承担洗刷功能。海德格尔一直为自己在1933—1934年任职纳粹德国大学校长的经历付出代价。他也收到困难时期的外来礼物，是马尔库塞从美国寄来的食品包裹，以及与这个包裹一起到达的一封要求老师公开表示政治忏悔的信。海德格尔回答了这位最著名的学生的委婉指责，将包裹分给“既不在党内又与纳粹毫无瓜葛的从前的学生们”。海德格尔说：“你说得很对，我没有提供一个公开的、容易理解的反声明；它本来会是我和我的家庭的目标。在这一点上，雅斯贝尔斯说过：我们继续活着是我们的罪过。”后果是这对师生的彻底决裂。29年以后，海德格尔去世了，马尔库塞在他曾经常去的书店里留言：“纪念海德格尔直到辞世所具有的令人惊叹的自尊，但愿我们也能体面地带着尊严、清晰和宁静变老。”

卡拉扬应该深知和纳粹有关系的后果，这意味着在漫长的时间里被质疑，意味着在权威记录比如《牛津音乐词典》里篇幅的缩减和评论的降级，意味着被放置在一种不容置疑的价值的对面，这一界线被阿多诺刻画得格外清晰。“奥斯辛威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和卡拉扬没有普通人的身份可以回避，因为没有谁能逃避这覆盖一切的定义。

在德意志文化传统中，哲学解释艺术与美，而现实生活当中不同领域的分野并不像今天这样清晰。卡拉扬的固执与海德格尔神似，可以追溯到尼采、叔本华的思想。尼采青年时期在慕尼黑期间认识瓦格纳，理查·斯特劳斯写过音乐诗剧《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虽然其内容与尼采的哲学著作没有对应关系。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经历20世纪中期的巨大劫难，这一现实同样也是令人为难的哲学问题，也许只有死才能解决，活着只能是罪过。

卡拉扬战后带领柏林爱乐第一次访美演出时，在巴尔的摩，开演时仅有二十五位观众在座。卡拉扬登台了，向观众致意后，他作了一次难得的演前致辞： “我非常清楚，这是我指挥生涯中听众最少的一场音乐会。听众最少，但却是最了不起的。你们不受宣传的影响来到这里，我知道你们完全是为音乐而来，我们将把精美绝伦的音乐奉献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