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记录生活的景观历史

在互联网问世之前，电视被认为是人类在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对于中国的电视观众来说，电视进入生活恰好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整个社会正在发生“拨乱反正”的变化。把家庭日常生活和社会信息传播直接连接起来，电视成为一种家庭生活的配置。在电视的普及还非常有限的时候，电视为周围的家庭聚集在一起提供了理由和条件，看电视就像看电影一样，是一项集体活动，意味着某些时刻属于一个数量巨大的人群，电视播放的内容逐渐沉淀为共同的记忆。“作为一种媒介：电视延伸了信息世界中的触及面和安全感，它把我们锁在一个时空网络中——这个网络既是当地的，也是全球性的；既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的——它有覆盖我们的危险，但也为我们想成为一个社群或邻里关系中的一员的要求打下基础。”[23] 的确，与更传统的纸质媒介比较，电视的受众甚至不需要识字，更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打开电视机，就可以获得信息，成为收视率的组成部分，加入被电视传播的信息和事件当中。

作为一种生产意义的载体，电视传播逐渐延伸或改变了家庭生活的接触范围，电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渗透似乎是逐渐地伴随着生活方式本身的演变来完成的，尤其是它在生活空间中的变化。在小区和高楼所组成的新居住环境中，大部分的家庭，尤其是对于电视广告商来说最有价值的城市家庭，不同面积划分的单元房拥有数目不等的卧室，往往面积最大的客厅中最重要的视觉焦点，就是装饰电视的背景设计，被称之为“电视墙”。电视墙的设计很长时间以来是家居设计的重要部分，要动用很多设计、很多素材，有时候是特殊的石材、灯光，至少也要用显著颜色的壁纸，来烘托电视的存在；此外，还有专门为电视机的陈列所设计的电视柜。电视的存在通过在居住空间中的视觉重心位置来强化自己，从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景观：“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24] 家庭的社会组织模式通过家庭与电视的联系来产生符号结构，成为文化资本的象征。在有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家庭的社会分化或趣味分化也使得电视成为家庭的第二成员，如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一个家庭有两个以上的电视，由此确立家庭中的个人在时间消费或性别认同方面的体验差异，方便寻找各自独立的电视表达。

电视之所以成为支配生活空间的结构性因素，是因为电视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个陈述行为的主体，在家庭成员之间和家庭与社会的交流当中起着巨大的象征性平衡的作用。从符号学的意义来说，看或者观看不仅仅是一种选择行为，而且也是在观看空间和观看过程中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和意义的生活实践。这个看的过程具有仪式性，需要通过相应的具有消费特征的物件配置来产生日常生活的修辞效果。(www.xing528.com)

在《被记忆》组画当中存在两条清晰的线索，即电视机的变迁与事件的记录，分别对应着物的历史与最近30余年的当代史。“毛主席逝世”和“唐山大地震”事件时代，电视机还只能放在有些磨损的书桌上，有的桌面铺了台布，台布上面压着玻璃。二十年之后，在“香港回归”和“超级女声”的时代，隐隐显现的电视柜被维护得铮亮。电视柜是随着电视的普及而普及的家具，其形式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家居空间中的其他家具。同样，也没有任何其他家用电器能像电视机那样占据居室最重要的空间位置，以及被最隆重地烘托和装饰。即使是最不注重装饰的家庭，电视机也以一个适于观看的角度来摆放，在它对面，永远都有一组座椅，等待人们坐下，凝视它。显然，作为日常生活的电视观赏空间既非一个客体，也非先验的存在，而是一个与主体身份相关的行动的参照系。

在展览现场，在作品与观众之间几乎没有距离的传播过程中，人们窃窃私语，将画面里的电视和家具与自己家庭过往的财产相比较。写实的画面像旧照片一样唤起了观众的回忆，也促进了更频繁的观众之间的互动。电视在每个家庭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桩表现性的事件，而且嵌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分离。在现代物质生活条件所给予的日常消费流程中，被展示和被注视成为聚焦生活意识的心理诉求，“而且更重要地预示了人们首先要发展一种真实的欲望以代替现存的补偿物”，[25] 这种欲望的尺度首先表现为欲望象征体的电视本身的物质装饰效果，从而通过这种物质化的仪式定位作为文化补偿的基础，大众文化的消费性质和残留的文化膜拜心理通过电视奇妙地结合起来，还原为一种社会想象的领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世界仅有两个地方——他们的住处以及他们的电视机的摆放处。”[26] 正是电视不断提供的视觉景观能够连接不同的空间（公共的和私人的，国家的和国际的），在文化地理学的意义上产生各个不同空间的互动和意义的再分配，并积淀为时代或社会的大叙事的节点，如《中国记忆》组画所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