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发展的表象和空间隐喻

《人民路》是一个当代农民工生活的摄影叙事文本：在车水马龙的交通要道，他们用身体和行头进行自我广告，等待讨价还价的劳务交易，之后是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准备进入新的劳作和生活的循环。“农民工”的身份意味着人们的经验跨越了农民和个人的双重身份，也即意味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双重经验。民族志式的田野考察有清晰的记录意图，镜头所捕捉到的连续的状态和行为力图证实并再现所见的真实。记录与创作的意图都将导致摄影作品所提供的空间里交织着人们繁杂的意识，但这个空间并非一成不变，各种有意无意的细节既将暂时痕迹加以再现，也将其流逝加以证实。作为被对象化的主体，农民工也会用文字符号来表明自己的存在；在非常局促的生活空间中，真实的微笑也毫不掩饰他们在期待隐隐约约的未来。无数叠加的影像留下被记忆的碎片，展示正在延续的生活拼贴以及一再重复、不断消逝的平淡和卑微。

从都市喧嚣到蜗居生活，从人物造型到劳动场景，《人民路》涵盖众多和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物的时候，反复使用了单一甚至单调的形象重复和专题组合。正如个体在时代中常常感受到的迷失，在短促的时间里社会快速发展带来压力，构成“压缩的现代性”后果：人和物互为表象，繁杂的事物充满空间。生产和生产关系从乡间挪移到都市，现代都市 “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再生产”。[15]在某种程度上，厘清物的秩序，有助于从政治、经济、符号和美学的缝合和裂隙之间来理解这种感觉和想象之间的社会差异，有助于理解有关物质性空间的社会建构如何形成。在这种被感知、被想象、被表现的现实空间中，真正具有支配意义的逻辑是什么？空间本身的生产是否推出新的市场逻辑，物质空间分配的满足程度与社会行为的道德品质会产生一种什么关系？如果说城镇化发展的现实潮流是经济增长的重心所在，那么围绕着空间的生产、安排和分配应成为社会平衡系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如何发挥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文字与品牌

《人民路》的农民工有一些与文字有关的影像。作为现实理由，是这些农民工毕竟多数具有一技之长，需要向社会表明自己的专业身份。作为视觉比喻，被展示的印刷品和被书写的文字在图像布局中亮相或游荡，照片与杂乱的符号对话，意义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勾连组成一个混合体。

照片中出现的文字有三种不同的形态。首先是广告牌，农民工们标示自己工作内容的小木板，有的很简易，在木板上手写的黑字；有的较为正规，是打印在纸上，再粘贴到木板上。几乎所有的小木板广告都使用“专业”二字来修饰自己的工作，这个重要的细节是农民工向城市传达的关于自己的信息，表现出农民工对城市的了解和据此作出的回应。农民工在相互模仿使用“专业”一词来推介自己的时候，无意中再次旁证了专业化是现代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已经成为现代生活权力来源的潜意识。

其次是墙上的涂鸦文字。这是新媒体时代来临之前的城市社会流行病，涂鸦不断见证城市边缘生活中的无聊时刻，在涂画的人宣泄完情感、表达完愿望之后，痕迹还留在墙上。虽然不一定具有实用功能，但却是人们宣泄情感的重要手段。涂鸦文化与其说是一种混杂着各种奇怪的心理冲动的亚文化，不如说是一种被模仿的社会仪式，更可能是一种防御焦虑的低成本手法，或者是一种身份和权力想象的道具。

最后，维持时间最短暂的、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搬家通知，携带着最令人伤感的气质。文字写得那么工整，似乎源于长久的习字训练的结果，如果猜测写字者年纪，他可能出生在70年代或者更早以前。写字者一定曾经因为这一特长被人看重，字体上可见黑板报写作的功底，也许曾经是某个机构、单位或工厂的宣传骨干，字体本身流露出来的自信在今天成为某种历史痕迹。在今天的社会空间中，学校课堂之外的黑板已经越来越少，趋于绝迹。曾经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广泛影响的书法权力，已然完成了其社会性衰落。

这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在2006年适应劳务市场的需求，把原有的63套房改建成190间普通租屋，现在又改建成名为“雅安酒店”的酒店公寓，再一次印证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商品到品牌的转换轨迹。酒店公寓作为商品，是独立、个体的产品单元，作为品牌，是通过产品来制造一种联系和记忆，从而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确立自身的差异，包括满足商住客户短期的居住需求，清洁的环境，方便的交通，以及房间内部的睡眠、娱乐、卫生设施和网络接口，其市场对象是特定的目标人群，这个消费人群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都超过之前的居民。

改造前的房间图片几乎没有品牌产品出现，能够见到品牌隐约可见的场景是“生活家什”部分当中出现的调味品和电风扇，以及一些房间里被用于装饰墙面的品牌海报。这些受消费能力限制的人群，很自然被市场营销忽视。商品竞争的秩序从“物”的阶段上升到“媒介化”的阶段，从满足功能阶段递进到满足想象的阶段，品牌本身成为一种传播界面，体现了参与市场竞争的活跃性程度。为了传播品牌而制作和发布的广告信息，充斥着都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现代生活的特征。品牌数量和状态是社会发展的表象，在生活中与品牌符号的接近性程度如何，也即个人的消费行为，成为精确表征社会阶层差异的指针。

从匮乏到丰富

对于摄影师来说，透过镜头凝视这些人群，所看到的不只是他人的生活，还有自己的内心经历，一幅伤感的地形图。摄影师的平视镜头对现实进行了审视，同时也重温了自身的生活经验。摄影的魅力之一就在于，作者可以通过自己观察和思考之后的叙事配置来把生活经验过渡到视觉实践的传播界面上来进行检验和分享。尤其令人感慨的是作者从拍摄对象的生活经历当中所体验或感觉到的双重迷失，第一重迷失是从农村来到都市之后的茫然和艰辛，第二重迷失是随着城市化的商业发展而始终不能摆脱低租金住户的身份尴尬。

在短短的一个夏季，一栋普通建筑从一个进城民工的生活文本演变为城市白领的消费文本，其速度类似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以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快速过渡。变化所给予人的心理影响，与变化速度有极大的关系。变迁意味着个人需要不断面对新的环境和现实，从前习得的知识可能作废，道德观念可能过时，个人可能因此遭受利益损失，也可能感受情感创伤。如果变迁进展得很快，没有预期或者没有做好准备，每个人都可能发现也许是在一夜之间，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已经变换了情景，修改了规则，自己成为无所适从的异乡人，虽然城市的背景仍然能够依稀辨认出过去的痕迹。

当空间成为一种反过来对人的真实压力，如何看待对空间的改造以及这种改造的后果？关于“空间（被表现的、被设计的、被建立的）是如何进入社会、经济，或者政治、工业与都市的实践中的？空间的概念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表现出来？这一观念在什么时候会表现出它的有效性？在怎样的范围内？”[16] 这类问题的提出，将空间的生产变成一个混杂着多种主题的命题。从宏观上看，有发展经济学的城市运营逻辑和城市社会学的空间文明诉求；从微观上看，有文化心理学的自我认同需求到社会心理学的行为态度改变等等。

对于空间的态度意味着对于历史的态度。人民路790号的贫瘠和拥挤被快速改造，犹如三十多年来被快速推平和重新规划的城市。一种生活方式也在城市开发的过程中被消除了，人与人借助空间的分割相互隔离，进入新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私人空间逐渐扩大，人与人的关系需要遵守新的规范，保持空间所定义的距离。对杂乱贫困空间的凝视犹如遥望曾经的贫瘠年代，人与人共同生存，相互注视，或者说相互监视，全无隐私。现在，在即将消失的现场，紧密的监视被忘却，一种完全没有间隔的亲密关系浮现出来，从过去赋予此刻浪漫颜色。

摄影创作在拍摄对象时，有时无法避免拍摄内心，变成复原内心的记忆；记忆的选择既不是随机的事件，也不是既定的事件，而是一个不断选择、不断修饰的过程。即使是同一事物，所引发的回忆也可能是不一致的。空间匮乏曾经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摄影师自己也完全可能经历过，当年他对于未来无望的体验，也许比这些农民工还要强烈。

这些经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完全修改，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城市住宅供应量上升，房地产从无到有，生产的居住空间完全改变了城市面目，构成社会发展的物质证据。这一行业还提供了许多新行业典型，例如地产界的新晋明星，从白手起家创业到在富豪榜前列踌躇满志，所耗费的时间不过是短短的十来年。创业的神话并不与每个个人都相关，但房子显然关系到个人的生活、幸福以及尊严。(www.xing528.com)

同样的十年里，人们的生活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居住在四平方米空间的居民们很可能不认为每天洗澡是生活的必需，尤其是在长沙寒冷的冬季；但都市里的年轻人，习惯于套间带卫生间的生活，越来越倾向于把每天洗澡的程序视为基本道德要求。广告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某快速消费品的领导品牌曾经发动一个“天天洗头”的活动，发布广告推广这一概念，提升了洗护产品的用量，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市场份额最大的品牌。这些活动对于形成都市生活模式有重要作用，却很难影响到人民路790号的居民，空间的有限性压缩了人的行为。

当人们所拥有的空间从一张床到一套住宅，人们的生活内容也将随之变得更丰富。生活方式变动造成的变化不仅在人的行为方面，还有心理方面。儿童必须学习及早独立居住，学习如何与父母分开；在790号儿童有充足的时间和父母相处，因为一个家庭只有一张床，他们每天必须和父母睡在一起。这些已经到学龄的孩子，和其他遵守不同身体伦理规则和父母分房而居的孩子对比，规则与空间的关系变得混淆：究竟身体伦理优先于空间，还是服务于空间？当性别关系主宰家庭空间分配时，新的行为准则被推广，新的心理问题也随之而来。

基于居住目的，什么样的空间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适度的关系？显然，空间过小与过大都将产生良性与不良后果。以住宅的卫生间配置为例，当一套住宅只有一间卫生间的时候，家庭成员必须共用设施，在这一位置相遇的机会较多，可能展开的谈话会增加，对彼此身体的了解也会更多；而多个卫生间的设置则对这一生理行为部分进行了空间区隔，直接取消了其间可能产生的信息传播。前后情形相比，为人所提供的方便性有所区别。

生存空间不仅仅应该满足人的生活舒适度，也应是提供和保障人的自我尊严的必要物质条件。空间成为个性的表征，在社会关系中替代个性行使影响力。真正的涉及主体性的、从遗传和出生中获得的确定性进行自主取舍的个性发展被忽视。尽管个性化的口号无处不在，尤其是在商品广告词里：个人的需求被开发成为商品对应的市场空间，具有强大的动力，只有购买力的限制才能阻止其实现；当住宅成为财富最醒目表象，不断对人释放赋权效应的时候，所有指标都环绕数字化的价值进行判断，“一个难以抵制的经常性诱惑就是在数量的优势中消解个人的恐惧，使之在狂欢的人群喧嚣中销声匿迹”[17]

现代社会的空间隐喻

《人民路》上的住户群体从农村来到城市，从传统生活进入现代生活，在省会长沙谋生。他们生于1960年代至1980年代，这个时间和地点，以及生活的艰辛都是摄影师有过的经历。时代的影响是复合性的，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80年代初在长沙的临床研究工作提供了经典案例。克莱曼观察到文革创伤的精神性后果：社会体验渗透到人的个人体验中，难以承受的社会压力通过躯体化得以表达，疾病成为人们对抗现实的重要工具。

人的身体在社会压力下产生变化，躯体症状不仅是临床症状，也是日常现象。照片里农民工有各种无目的的表情和非规范的姿势，“照片并不只是为了辨认而存在，而是能够扮演一个关于身体和知识的非常复杂的角色。”[18] 弯曲的背部、卷曲的腿，身体的社会性特征正在说明个体的身份和生存状态。这些看起来在形式上平实得夸张的构图和表现，浓缩了短短的三十年里，城市社会快速发展，在从传统穿越现代抵达后现代的过程中，多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空间同时并存，形成混杂的现象；属于不同社会状态的价值观同时存在，影响了人们的行为表达，也影响人们相互理解。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价值标准当中，拥有城市里的住房作为好生活的标志之一，不仅被城市居民所普遍认可，也已完全被进城农民工所接受，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他们所设想的在城市里的住宅，是批量生产的带有卫生设施的商品房。这种住宅是现代建筑运动适应社会发展的最普及的产品。现代建筑运动应用工业技术的辉煌成就实现了空间的批量生产，以大量高层建筑以及摩天楼的形式，更换了城市面貌。20世纪早期建筑师柯布西埃就已经认为，现代精神面貌是非听从不可的，回应的方式就是现代建筑。面对住宅短缺的困境，他甚至提出过激烈警告：“建筑或者革命”[19] 。现代建筑运动所产生的大量集合住宅解决了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住宅短缺问题，也是法国“二战”以后“黄金三十年”的成就之一。柯布西埃的判断得以成立：“我们可以避免革命。”[20]建筑空间的量化增长和样式创新，不仅是经济繁荣的指标，更可以提供社会平衡。

但是，住宅集合化并不必然导致良好的居住状态。居住梦想的目标实现，并不意味着有完全担保的幸福。现代住宅带来福利的同时所带来的问题，有时候是以最激烈的方式解决的。在1949年美国政府为扫除贫民窟的建筑运动中，著名美籍日本建筑师山崎实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为低收入者设计的公寓，由于对居住的心理需求满足不够，尽管精心考虑到使用的功能需求，仍然出现入住不足、犯罪率高这样互为因果的问题，于1972年被炸毁，成为现代建筑史上标志性事件。

居住环境和社会心理需要相互匹配，而现代社会并不提供完全担保，新的生活方式中会出现新的风险：“如果你在美国生活长大，你或多或少会上当，相信我们是受保护的，一切都会好的，你可以轻松地生活。而有事发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情况多么危险。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好几次了，所以我得做好准备。而所谓准备也不过是谨慎⋯⋯时时小心翼翼。那就是你必须总是十分在意你工作上的事，注意邻里和家庭关系，甚至你的身体。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20年却还是被解雇了；我曾遭遇过非常严重的车祸；我也陷入过由毒品引起的自杀倾向的极度危险；现在我的心脏又出了问题。这个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也许比我愿意承认的还要危险。”[21]

这是阿瑟·克莱曼所记录的一位52岁的失业纽约人的感受。其中所提及的问题，解雇、车祸、毒品都是现代社会中容易遭遇的典型问题；心脏问题也是现代社会首位致死疾患。纽约的生活正被当下人们视为更现代、更完美的生活模式而追求，从信息状态、商品流通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来看，在中国的一些城市里，一些人已经实现，并被人们当成成功的展示内容和现代化的合法性证明。然后最强悍的象征也遭受了毁灭的命运，同样也是山崎实设计的作品，“资本主义最登峰造极的象征符号”[22]——纽约世贸双塔在2001年“9·11”袭击中坍塌，所造成的创伤是多重的。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的更替常常不能同步。从传统到现代需要艰难的跋涉，一跃而至极有风险。个体成长过程中所获取的价值观，在经历新的社会变动时将受到冲击，价值观越是基于传统，个人所感受到的压力越是巨大。仅仅摄影师对贫穷生活的凝视已经传递出痛苦了，而由此导致的对社会平等的追问，更令人感到沉重。在保障和发展中如何平衡，个人发展如何与社会整体协调，信息传播能提供什么支持作用，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摄影师以图文记录的人民路790号变迁事件，描绘出一种城市化过程中的底层人群和城市空间的结构性关系，不能不令人想到“人民”所意味的承诺。从前建设过790号的人们、居住过790号的人们、拆除和重新装修790号的人们，正是“人民”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但更新后的空间并没有他们的存在。“人民”可能成为新的目的，提供新的社会持续发展动力吗？

原载《文艺研究》201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