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结构、功能与权力序列

空间的生产类似于其他商品的生产，空间也有社会关系测量仪的功能：“在刻板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社会空间被看作是一种上层建筑，作为社会结构与生产力的一个结果，包括财产关系。现在空间已经进入生产力和劳动分工的领域；它具有了自身的财产关系，非常清楚——具有了交换的形式，具有了制度、文化和学说。空间可以被出售；它具有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6]空间的演变作为一个过程，并不独立于社会经济制度之外，从中同样折射出社会生产力资源，如劳动力、商品以及货币资本的变化和流动。生活和生产的空间格局和空间关系的变动，形成具有某种空间特殊构形的人工环境的“第二自然”，透视出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权力的空间性特征。“正如福柯可能会提出的，如果空间始终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容器的话，那么空间的重组就始终是社会权力通过其得以表现的框架的重组。”[7] 换而言之，对空间的体验无一不是对社会关系进行编码—解码的传播过程，以及社会关系生产—再生产的必然后果。

《人民路》的重要主题是农民工在湖南省会长沙市市区的狭窄居住空间。从平面图来看，人民路790号是一栋基本对称的房子。楼梯间在房子中心，楼梯拐角处是男女厕所，水龙头和水池，也在楼梯间。64个房间共享的服务设施不仅数量有限，而且非常简陋。房间非常狭小，从两平方米到六平方米，从一张单人床面积到两张双人床面积，其中居住的人数，也从一个人到一家四人。显然，无论居住的人是什么样的家庭状态，对生活有什么样的看法，逼仄的空间都只能容下最基本的家具：一张床，一个台面。就在这两组平面上，租户们展开几乎所有的生活活动。

《人民路》中的“人民”二字，所触动的不仅仅是作者本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当中，这个名词无疑是公共符号当中最普及的能指。选择“人民路”为画册的名字，仿佛是对过往年代的怀旧，又仿佛是对早已退潮的宏大叙事的坚持。“人民”不仅仅是1949年之后对城市道路最流行的命名，普及到几乎每一个中国大中城市；更重要的是一个象征，一个透过命名所标志的广泛权力更替。“人民”也意味着所表达的愿望，但这个词并不自动包含所有个人，尤其是对照画册中一个不富裕的、承担劳动艰辛的人群集合。与作者之前的作品《洪江》一样，两个画册都以大合影结尾，这是摄影师的同情心所在：人们在这一传统格式中短暂聚集，完全不涉及力量表达，却仿佛微弱的、风过即逝的彼此安慰。

透过画册对这个具体空间的流变的系列展示，“人民”这一能指所指涉的现实已然远离“人民路”的原初意义；现实作为不再受到约束的所指，充满城市规划战略实施所产生的断裂和流动，其后是发展经济学思路的强大影响；在被架空的能指后面，权力与资本的合谋难以遮蔽，空间仅仅是实现合谋的工具，功能变化完全受到合谋的支配。农民工们在790号的生活状态以及最终被驱离的命运，与“人民路”所包含的某种承诺构成现实隐喻。在表面上，空间关系的转换服从于一种发展经济学的逻辑安排；实际上，对空间的体验及其形象支配，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建筑美学叙事，也表达出视觉实践在文化政治学意义上的伦理诉求。

空间形塑身体行为

空间塑造身体，遵循自身语汇法则。逼仄的空间导致局促的行为；开阔的空间生产爽朗；巨大空间具有压迫性，通过将人体对比得微不足道，展示出空间自身的暴力。仅仅就居住空间而言，从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小房间，到鳞次栉比的宫殿，当空间狭窄时，意味着行为的省略和合并；空间扩大时，意味着需要更多行为、礼仪和仪式来加以填充。

作为当代城市生活空间典型，普通住宅的基本配置通常包括了房间和厅，厨房和卫生间。其数目依据住宅面积的大小而增加，并与日常生活的居住模式相适应。尤其是厨房和卫生间，城市住宅单元出现厨房的时间常常早于出现卫生间的时间。最初是自来水的普及，水管爬升到楼上，结束了要人工把水搬运上楼的日子；然后水管被安置在某个房间里，炊事沿着水管展开；下水道也被引入进来；之后在给排水专业设计支持下，延伸出卫生间；随着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卫生间的面积增加，以容纳至少包括洗漱、沐浴和马桶三项基本功能。如果说城市化（或者说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那么空间环境则成为重塑个体的重要力量。

对空间的操作意味着对人的操作， “地点的特性（可以被称为‘地点性’）是重要的，这意味着再现并密切关注作为社会过程容器的空间形式和作为精神秩序表达的空间形式”。[8] 居住空间的操作可以实现对人的定义和管理，建筑规划成为表征某一社会理想的工具。缺乏厨房的民工宿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59年在北京福绥境建设的共产主义大厦：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在住宅建筑中的反应，是把厨房取消，就餐这类活动在公共食堂完成。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最重要的特征，到不到食堂吃饭被看成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1959年反“右倾”时，一些不愿意去食堂吃饭的人，受到以“大辩论”为名的激烈斗争和断粮等打击，一些支持和同情不去食堂吃饭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9] 而如今在此大厦居住的人们，都各自在走廊里搭建了自己的小厨房。这种空间变动充分证明，空间从属于不同的社会过程，并成为人们阐释现实性的一种具体表征。

在门口搭建小厨房的传统再次出现在790号的小房间门口。简陋的小厨房只有一张小书桌那么大，要容纳一个电饭煲，一个电磁炉，以及其他炊事用具。附属内容有水桶、锅碗瓢盆，这些器具一如室内的陈列杂乱。因为人们的活动所产生的空间的具体内容，包括了共存和共时的关系；又作为一种权力，反过来影响、暗示或限定人们在现实空间中的活动余地和发展潜能。

在作品中，平面展开的各种视角的身体姿态与生活形态基本是一致的，那些或躺、或坐、或站立的人体，姿势和衣着一样随意。几乎看不到挺拔的身体，即使不在蜷缩状态，那些人体形态也令人不由自主联想到他们所背负的生活和社会压力。“充满压力的生活变故和社会支持在整个社会里并不是随机分布的，弱势群体和被剥削者面对的压力因素更多，而他们得到的社会支持和其他资源是最少的。”[10] 身体的无力与身份的无序形成某种社会隐喻，即身体的空间源于社会结构的支配，因为所有产生力量、权威、约束和惩罚的各种看见或看不见的因素最终都可能定位于一种空间关系的主导、压迫或支配。

空间传递精神表象

空间表象精神，通过对生活状态的呈现，表达出其掌控者的不同特征。面向真实对象的现实取景，恰恰能够使摄影把场景、瞬间和对象组合成一个整体。(www.xing528.com)

拍摄的时候是夏天，季节特征在图片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有的男人上身赤裸，屋子里都有风扇，夏夜人们在屋顶上睡觉。床上都铺着竹席，有的直接铺在木床板上，有的在竹席下面再铺上一层棉絮。人们在屋子里穿拖鞋，很随意的家常着装。当他们要被拍照的时候，最常见的姿态是坐在床上。他们的生活照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而摄影作品所提供的参照物就是与对象本身保持着直接的、物理的衍生性和因果关系的符号。

画面上每个屋子里都有台面，既是操作台，也是置物架。最简单的台面应用了力学原理，用两根木条斜支起一块木板，就构成可以置放电饭锅等必需品的台面。台面支撑柱从四条缩减到两条，不仅节省材料，还通过倾斜节省了台面下的部分空间。复杂一些的台面发展出多个层次，变成了宽大的格子，里面塞满了瓶子、罐子、水壶、看不见内容物的塑料口袋。器具的多少可以推测居住时间的长短，也是推测家庭成员状态的物质数据。

空间其实是一个“物”或“物品”的集合。每一个“物品”（建筑的、动产的和不动产的）。都应该放入其总体中，都应该在空间中来理解，在空间中理解其周边的事物，理解其各个方面。这就要求应该把空间当作一个总体来理解、想象、把握和生产。[11]《人民路》所展示的生活空间完全不同于都市传媒所兜售的体现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空间。空间风格的选择和应用，直白或微妙地透露主人的品位，但790号每间居室都毫无风格可言。每个房间的整洁程度是不同的，保洁工的居住空间却并不表现得更整洁，职业与生活的分离，暗示着生活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源于生活的态度选择。

从消费角度观察790号空间，可发现一致的匮乏和凌乱。需求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零星可见的几把椅子，居室几乎没有也容纳不了其他家居产品，包括家具、各种纺织品和厨房用品，这些产品都对应一种或几种功能，即使没有这些家具存在，家具所能满足的需求仍然存在。790号的住户们用最基本的方式来满足需求：没有衣柜，衣服是挂在墙上或收在编织袋里的；没有沙发，坐在床上；没有餐桌椅，在床上吃饭。床集合了桌椅、沙发甚至书桌的功能。狭窄的空间限制了农民工自身作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在这个具体的空间环境中，所能完成的只有简单再生产过程。四平方米空间无法容纳其他的生活设施、娱乐休闲和文化消费。最简单的、被压缩的日常生活空间的维系，无疑是维持自身劳动能力的最后底线。

生活的物质环境相似性是否为居民提供了某种共同体意识，使他们意识到可以相互协作，无论是改变生活状态，还是改变生存状态？从《人民路》里找不到线索。公共区域有被所有人忽视的痕迹：肮脏的水池和便池，画面中的“脏、乱、差”显然图示了一种另类社会空间的语义秩序。没有物业的清洁维护，没有租户的自发行为，更缺乏共同体意识上的自愿行动，也许是租户深知不会在此长久停留，因此不愿付出劳动；也许因为分担公众事务不能成为共识，更不能诉诸行为，这种无力的状态显然是一种主体性缺失的状态。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展示出社会关系的性质，也彰显出社会差异的内涵。表情上的无辜和无所事事泄露出人们的虚弱，他们严重缺乏能力，无法在伦理上与社会体验的物质语境进行对话、行动和干预。这究竟是因为空间环境本身所产生的社会关联模式的局限？还是因为身份性的社会性权力的缺失或不完整，杜绝了任何具有超验性质的社会行为的可能性？

空间生产身份区隔

在空间中，人是被区隔的对象。空间通过分离和容纳两种截然不同的能力，配合文化模式，对人进行区隔。被区隔为不同阶层的人群，拥有不同的空间模式，人和空间相互表象，构成地理和空间的发展经济学和城市社会学。空间的政治性透过空间的生产表象出来。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这一概念：“这个术语意味着在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的反思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个术语超出了这些部门，而建立在社会的总体之上。它要表明的是，人们并不把空间看成是思想的先验性材料（康德），或者世界的先验性材料（实证主义）。人们在空间中看到了社会活动的展开。”[12] 这一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是对人的社会身份进行重新建构。

当“物”的生产被置换为“空间”的生产时，资本获得了市场实践的新舞台。在这个历史性过程中，空间的资本化和人的社会空间需求的矛盾被凸显出来，

这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发展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发生在19世纪中期以后巴黎的城市规划及其大规模改造，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城市规划专业权力相互结合，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巨大的动力。约翰·肖特曾经对此进行过详细叙述：“城市中心地区的低收入者住房被大规模地拆除，这极大地改变了巴黎的地形。这项计划由两部分组成：清除贫困和中等收入人群的老旧的、高密度的住房，然后在腾出来的地方修建林荫大道、公园、公共建筑和新的购物区。它的得益者只有放债人、政府本身和巴黎的资产阶级。放债人通过将钱借给政府获取利润，政府通过压制工人阶级的反对意见，强行修建宽阔的、易于管治的街道，而资产阶级则按照他们的形象和利益改写了这个城市。受损者只是贫困群体和新兴的工人阶级，他们被边缘化，被赶到了城市的外围地区。”[13]这样的故事也曾经发生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1964年，马丁·安德森在《联邦推土机》中估计，从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有一百万人被逐出自己的住房。每新建一处住房，就有四处住房被拆毁。他把影响总结为：拆毁的住房比修建的多；被拆毁的主要是低租金的住房；被修建的主要是高租金的住房；住房条件最糟糕的人群的住房条件恶化；住房条件最好的人群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14] 这些案例说明，在一些特定条件下，空间可以成为一个最直接最醒目的生产对象，交换价值远远优先于使用价值，成为有效的资本操作工具，实现最快的增殖。

城市在传统意义上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路标。在人们不可能完全回避的现实当中，贫民窟式的城市棚户区向来是产生社会不平等意识的重要来源。在经济收入、地位和影响上，这个区域都属于社会底层。城市区域与城市功能分区有关，也与不同社会阶层聚集有关。人民路790号正是一个贫民聚居地典型，其中贫乏生活也一目了然，同样是通过空间的极其贫乏来展示的。大部分租户并没有贫困到只能支付这样的住房，但他们有理由为未来的生活支出、日常消费、养老保障以及不确定的生活风险保持一个尽可能高的储蓄水平，从而将所有的活动压缩在二至六平方米的空间里，依据居住人数进行平均，每人所占据的空间只有二平方米左右，并在此容纳炊事、吃饭、睡觉、娱乐、洗漱等生活活动。社会行动能力和隐私权的压缩首先源于生存空间的压缩，显然，所有现实生活的动力和对未来生活的想象，都与人们生存的空间节点有关，即不得不选择这样的居住空间来理解物质世界的压迫以及对自身的社会定位。

在这样的物理空间中的社会生态关系是残缺的、短暂的和脆弱的，尽管房间里堆砌着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仍然充满凑合的氛围，显露出一种过客的心态，一切都不值得保留，似乎谁也不会在意。在城市空间的改造热潮似乎成为永恒主题的背景下，被拆除或改造是迟早的事情，出租管理方投入极其有限，无论是物质还是管理规则，都看不出这种空间的持续可能。甚至居住者的职业也构成某种隐喻，即那些以拆除为职业的居住者不得不遭遇的命运的安排：恰恰是他们自己要亲手拆除自己的居住空间。人们在2011年8月陆续搬离，原有的住房被改造成商用型酒店公寓。空间关系的改变再一次泄露社会关系的机制，以及资本对利润的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