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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投资:坚守理性利润与道德利润

时间:2023-05-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92年,冯仑拿着信托公司的500万元投资,打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旗号来到海南。市场混沌初开,经济主体的趋利行为没有法制的规范和道德的约束,很容易沦丧为“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策源地。到那时,崇尚理性投资,追求“理性利润”和“道德利润”(张跃语),将成为广大民营企业的普遍价值取向和经营规范,我们所期待的企业家精神也就有了真正的滋生原点。

理性投资:坚守理性利润与道德利润

京剧《红鬃烈马·武家坡》中唱词:“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

民营江湖,正走向一个“灯光趋暗,锣鼓渐稀”的时代,那些曾经成为民营企业成长板的野蛮品性,只是底线,并非境界,今天乃至未来,一场更为光明正大的正剧正拉开帷幕。

不可否认,恰是这样的快意恩仇,让中国的民营企业敢冒政策多变甚至被杀头的风险,挣脱旧体制的束缚,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快速成长,成就了民营经济的欣欣向荣。没有一板一眼的行走规则,在自发秩序下,民营企业家们以摸索前行的心态,创造市场经济的实践样板。他们会觉得学院派里的经济理论深不可测,但他们有着最原始的生存渴望——为简单的生存或创富欲望驱使,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为政策提倡的,都一并以最彻底的草根姿态,冲破藩篱。

野蛮品性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很多时候,民营企业的经济行为是符合商业逻辑的。正如作家高梦龄所说,“这就是经济领域的一场革命,而第一批人起来闹革命,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往往是‘痞子运动’,在大浪淘沙中这些人闪出亮光,就因为这些人有敢冲敢闯的精神。”在新旧体制碰撞之初,彬彬有礼与中规中矩的创业方式,很容易在萌芽状态被摇摆不定的政策摧毁。

中国的大多数民营企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前期,大多属野蛮生长。野蛮品性未必都是粗鲁与莽撞。它们有着拼将一切的勇气与魄力,甚至进行战略规划时也敢于拍脑袋,缺乏西方知名企业一板一眼的详细计划。但即使只是灵光乍现,也能敏锐抓住市场需求。正如《双城记》中所言,“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总有一些理想,轰然诞生。”

也是在1987年,在杭州一个不起眼的街巷里,47岁的宗庆后获得了浙江医药大学一位教授研制的一种儿童营养液配方——以桂圆肉、红枣、山楂莲子为原料。那时,市场的消费欲望正膨胀得无处释放。宗庆后的娃哈哈以广告词“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而红遍大江南北。到1990年,娃哈哈的销售额就达到1亿元。让宗庆后获得空前胜利的并非其原料配方有多么出其不意,而在于排山倒海式的广告轰炸。那些对娃哈哈没有多少兴趣的公司,也被宗庆后略施小技而俘虏——他们躲在小旅馆中,翻开黄页电话簿,给当地的商场、百货公司和经销公司打电话,只提一个问题——你那里卖娃哈哈营养液吗?没多久,当地的经销公司就挖地三尺般寻找这个从未听说过的公司。

宗庆后代表的野蛮品性是孤注一掷,以密集式作战的方式,想尽一切办法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市场。当然,其中也不乏使用一些狡黠的伎俩甚至“忽悠”消费者,关键是招法有用、管用、适用。由此,娃哈哈开辟性地建立起自己的产品帝国、渠道帝国、文化帝国、传播帝国、品牌帝国、人才帝国,市场从中国走向了世界,产品从单一走到了多元。尤其是打破了“两乐”(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不可战胜的神话,年产饮料280多亿瓶,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679亿元(利税123亿元),正在向1000亿元的目标迈进。对于他,人们今天的担心是,一个还不至于将水的生意做到极致的企业,何以又雄心勃勃地进军童装业、奶粉业、白酒业……此类多元化能获得足够的核心竞争力支撑吗?(www.xing528.com)

1992年,冯仑拿着信托公司的500万元投资,打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旗号来到海南。海南的狂热,已经超出了冯仑的想象。尤其是火热的房地产市场,一些人仅靠一纸批文就能获得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回报。在海南,冯仑碰到了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共同的理想与愿望驱使他们行动的首先是靠倒卖批文和炒作土地,获得大量原始资金。拿冯仑的话说,“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

冯仑提及的野蛮生长,包括在特殊时代语境下钻制度空子的行为。社会的善恶感被财富的迅速扩张冲淡,道德评判显得苍白无力。

马克思对资本的评判——“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相比,民营经济在条条框框解禁之初的生存态势,充其量只是野蛮。不过,也不可否认,即使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一些企业在创业和成长阶段,仍然难以摆脱低层次生长的特点。

客观地说,民营企业初创时往往是无资金、无人才、无市场的“三无企业”,稍有不慎,便会沦为市场的牺牲品。所以,他们大多堪称绿林好汉,快速铺摊子,快速占领市场,因为发展速度越快,资金回流就越顺利,企业就越容易克服“先天不足”的缺陷。

没有比摆脱贫穷的渴望,更让人敢于冲破体制的束缚。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追求金钱名利超出对智慧和道德的追求,整个社会便会产生道德和情操的堕落,结果便是公正性原则被践踏,市场经济趋于混乱。”市场混沌初开,经济主体的趋利行为没有法制的规范和道德的约束,很容易沦丧为“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策源地。

如今,无规则生长越来越缺乏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剥离野蛮品性。随着政策、市场、法治、社会环境的不断完善,民营企业家逐渐发现,文明生长比野蛮生长更能让企业获得持续生命力。以网络行业和新能源企业为例,这些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崛起的民营企业家,由于制度空间更加开放,相关监管也逐渐成熟,便明显减少了前一代企业家的百无禁忌。以后,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法治中国”的逐步推进,中华民族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型,整个国家的法律与制度底线无疑会更为牢固和坚定,那么,民营企业家的行为也就不但要符合商业逻辑,更要符合制度逻辑与社会逻辑。到那时,崇尚理性投资,追求“理性利润”(茅永红语)和“道德利润”(张跃语),将成为广大民营企业的普遍价值取向和经营规范,我们所期待的企业家精神也就有了真正的滋生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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