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都需要一次新的革命”。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企业家社会。
1921年，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写道，“中国文化正在发生急遽的变化——只要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哪种政治或经济制度去实现这一目的，我都能接受。”
改革开放的里程碑意义在于，中国终于改变了缓缓流淌的千年结构，向新的文明蜕变——资本文明，这个曾经不名一文的文明领域，正以空前强大的商业力量迅速拓展。1978年的改革开放，把在中国历史上以零星方式出现的企业家请回来。一旦回归，便成不可阻挡之势，从稀稀拉拉到熙熙攘攘。
从社会实践到意识形态的稳定，总会有一段不长不短的距离。1985年，《中国企业家》创刊，或许称得上本年度中国企业界的一件大事。这本关注“一个阶层生意与生活”的财经杂志，将不同领域各领风骚的企业家们纳入公众视野。从此，中国企业家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
1987年，彼得·德鲁克出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他指出，美国已经进入企业家经济时代，这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历史中最有意义和最富希望的事件。彼得·德鲁克对企业家的定义是，“企业家是那些愿意把变革视为机遇，并努力开拓的人”。显然，那时中国企业家的数量和力量，远远没有达到让彼得·德鲁克心旷神怡的地步。
1989年，一改厂长或经理的称呼，“企业家”一词光明正大地出现在《辞海》上。这一年，商业气氛浓郁，民间力量的崛起也显得蓬勃异常。一场空前的经济变革，在短短30余年时间内形成了新的阶层分野。企业家群体在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间荒原中一经出现，就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成为商业史记中最重要的主角。
不可否认，这个规模浩大万象更新的群体，的确拥有一些积极且显著的不同之处。如对改革热情的拥护，创富驱使下一往无前的勇气，寻找市场盲点的执着与坚韧，尝试向国外的百年品牌靠拢等。他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为中国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就业机会。但是，就总体而言，他们距离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企业家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要走。(www.xing528.com)
他们太渴望成功，痴迷于那些令人欢呼雀跃、叹为观止的成长故事，希望能够出现爆发式的成长。而事实是，或者他们无从发迹，最终归于沉寂和平庸；或者他们一朝得势，但只有三五年的灿烂，一转眼，一切风吹云散。在通往基业长青的路上，铺满了荆棘；他们露面于“制度滞后行为”的经济萌芽期，原本小心翼翼的擦边球很容易成为“原罪”的例证；他们迅速致富，在富豪榜上闪耀夺目，却在“大富骄横，以暴制暴”的富豪法则中栽了跟头；他们纵横捭阖，驰骋疆场，却一脚迈进多元化、盲目并购等陷阱，最终画地为牢，中了自己的圈套；他们对低成本战略乐此不疲，论起技术创新来却模棱两可，处于产品附加值的低端，对于从产业链低端到顶端的蜕变，畏惧大于欢愉……
出现这样一个群体，主要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或特定阶段。伴随超常规发展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不断的蜕变、转型与“试错”。制度尚且如此，更何况企业家个人！很多企业家羽翼并不丰满，盔甲并不坚硬。他们既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应对制度的不确定性，还要接受市场变幻、对手残酷的考验。
有这样一个故事，首都机场大楼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中出现全裸的女性画像后，能走得动的一半北京人竟然携家带口都去看了。这个统计是否真实，不好说，但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的这番话则别有意味：“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首都机场出现少女裸体画……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古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社会中的个人，往往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判断社会政策或制度的冷暖。制度的不确定性，让企业家的成长节拍慢了下来。
改革开放之前，民营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销声匿迹，使得原本就不够坚韧的企业家精神一度断裂。改革开放之后，企业家群体仿佛从天而降，并未接受商业精神的充分洗礼。相反，一种新的价值焦虑正悄悄发生。
传统的价值观，在折腾了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顽固不化”，但在现代化的铜墙铁壁面前不能伸展自如。新的价值观，却迟迟未来。我们不断用西方古老的、时髦的概念来武装头脑，可是似乎不过在皮毛之地徘徊，依然大多为“虚荣入骨、实利成癖”，实在很难洞察与之肤色、语言不尽相同的人的灵魂。
“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任何人，包括企业家，即便有财富开道，都难逃规定情境。从来没有否认，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在从无到有的质变中，具备了激情十足、敢闯敢冲、擅长学习、逐渐养育市场契约精神等优秀品质。但这还远远不够，时代的养分还不足以让这个年轻的企业家群体一夜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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