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土豪与失落的为富不仁

一旦成为道德的人质，何以期待“去妖魔化”瞬间实现？

中国的民营企业，从未真正脱掉“为富不仁”的帽子。据《2007中国民营企业家问卷跟踪调查报告》显示，当被问及“不少人对企业家存在误解和不少人对企业家有一种仇富的心理，这样的说法你是否同意时”，过半的民营企业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

与其他阶层或群体相比，民营企业更容易遭遇来自道德、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拷问。看到富有者，尤其是从草根跃上“神坛”的幸运儿，几乎欣喜者少，愤愤不平者多。富豪榜就是一个例子，富豪榜把不少民营企业家拉到前台，但由于常有富豪落马，使之成了不祥之物，被人们讥为“落马榜”、“追魂榜”甚至“杀猪榜”，致使不少民营企业对其敬而远之。富裕及富裕者们，明显被妖魔化了！

巨人网络董事长兼CEO史玉柱显然认为大众对他的要求过于苛刻，“社会对我的要求比对陈天桥、丁磊要高，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失败者，中国人骨子里是成王败寇的思维……做了希望小学，我不敢说，说了媒体会骂我，投资华夏银行赚钱，也是我的错，找不出其他的毛病，就说我投机。”

来自舆论的犀利拷问，不足以让民营企业元气大伤。但是一旦发展为仇视，就险象环生了。2003年，被称为社会仇富心态集体爆发的一年，山西海鑫钢铁集团掌门人李海仓被枪杀，浙江“皮革大王”周祖豹被乱刀杀死，甘肃地产商刘恩谦在兰州被枪杀……

《孟子·滕文公上》载：“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曹丕《上留田》如此诠释富人的好处，“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两千多年前种下的“为富不仁”的文化种子，从来就没有断过收获！传统文化难以为商人追求利润寻找到一个稳定的合理说法，相反“贵义贱利”、“存理灭欲”等思想逻辑，直接把商人推入“为富”必然“不仁”的尴尬境地。由认定商人贪婪而衍生出来的行为取向，大多是“既然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仇富，归根结底是仇恶。这种社会情绪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基因支持的。

改革开放后，创富成为社会发展脉络中的一个正常取向，被边缘化的小人物逐渐占有一席之地。民营企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新阶层进入中国社会结构，被压抑的创富潜力充分释放，催生出史无前例的富裕群体。据《凯捷咨询——美林2011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已是高净值个人市场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到2012年底，中国内地千万富豪多达102万，亿万富豪63500人，前者较2010年增加6.3%，为首次突破百万。但是，这个顺应时代大潮的富有者群体的崛起，仍对头上“为富不仁”这顶帽子束手无策。

两千多年来仇富文化的稀释需要时间，这是民营企业在成长中必须承担的阶段性代价。而且，某些民营企业获得财富的方式，以及此后的种种炫富行为，导致这个新生的富有者群体“去妖魔化”进程一波三折。

民营经济的参与者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社会声誉不佳的代名词，所以它在时间序列里多为灰色年份。确实，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某些不规范甚至闯红灯，不断伤害着社会情感。(www.xing528.com)

2005年初，一则关于农民工温州讨薪的通讯刊发在《半月谈》杂志内部版上，那是一份重视监督性的刊物，主要送阅于政府高层。通讯中，曾在家门口向温家宝总理“说实话讨工钱”的熊德明千里迢迢跑到龙湾，为患上矽肺病的民工们讨赔。通过她的努力，一些受害者得到合理赔偿，大多数民工却只能委曲求全，甚至有一个农民工在开发商的威逼下，“忍气吞声含泪认下3万元赔偿款”。离开温州前，他不甘心地说，“这么点钱，连一年的药费也不够，我冤啊！”

部分民营企业获取财富的方式饱受质疑。虽经多年的道德与舆论洗礼，受拜金主义甚嚣尘上之裹挟，有些民营企业的创富路径仍然不够清白，留下很多显而易见的把柄。创富路径只是社会不满情绪的一个爆发点。获得财富后的挥霍无度，以及凭借财富杠杆破坏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则是导致社会仇富情绪无法冰释前嫌的又一致命因素。

拥有财富或巨额财富的民营企业，有些会表现出彻底的不良适应症。它们迫切向社会表达其对财富的占有，但如何表达，良策不多，最后不免落入奢侈挥霍的俗套。近年来，互联网及现实社会中频频出现各类“炫富”现象，影视、传媒作品中也充斥着各类炫富情节，还有一个接一个的富豪相亲会（济南、深圳等地），都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着社会心理底线，放大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等带来的负面效应，对社会心态尤其是青少年价值观、财富观等形成冲击。正因如此，柳传志是令人敬佩的，他曾明确要求联想人必须注意自己的消费形象。

归根到底，还是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在作祟。“小富即安、容易满足、安于现状”作为小农意识的典型特征，一遇合适土壤，就会作怪为害，影响人们的正常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随着个人财富的不断增加，不少民营企业也开始失去改革开放之初的澎湃激情，出现既得利益化倾向。当自身发展遭遇其他牵制力量而陷入尴尬时，小农意识就跳出来“打圆场”了，蜕化为贪图享受、精神空虚等“新贵作派”。对此，《北京青年报》2013年7月26日发表的评论文章说得好：“富豪能够在竞争中获取更多财富，想必都有过人的才能。富豪享有了更多的财富和声誉，理应在公众层面树立更多的正面典范，起码也不应该成为负面典范。有俩钱就大搞‘纸醉金迷’游戏，炫富夸财，腐蚀人心，壮夫不为也。”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名为《可怜的过剩》的文章，称“这些人建造奢华俗气的仿白宫办公室、仿洛可可式别墅；在郊区建造别墅却不敢打开豪华吊灯（因为害怕导致穷困的邻居家里跳闸）；他们的妻子忍受着丈夫的无数情人，备感孤独，只能以养昂贵的宠物、上庙烧香和多生孩子打发生命；他们往最昂贵的葡萄酒里倒雪碧，像喝水一样地咕嘟嘟往下灌，吃的是煎鳗鱼、焖海藻和炖蚝……充分享受着穷奢极欲的每一分钟。”

2006年7月，福建漳州规定：“纳税超过300万民营企业大户的子女中考加20分。”一个学习不好的孩子，因前一年其父纳税1000多万，竟然进入当地最好的中学。而他的同桌，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虽然成绩不错，也只能进入三流学校。这引发媒体追问，官员多用促进经济发展之类的官话搪塞。推搡之间，很多人猛然发现，社会风气已然发生大变。财富，不管路径如何，已可通过种种渠道改变人们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地位上的代际流动，而改变的方式不免有违公平。

与某些富有者的挥霍、攀比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多数人还在“国富民不富”的大环境下挣扎。国富，则民富，这个看起来顺理成章的愿景，一旦落入复杂的社会环境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以致只能被迫偏离原来行走的轨道。有时候，人们的美好愿景还会被一些有意义或无意义的挫折感所击倒。国家的GDP数字，几乎在每一个年底都会光荣凯旋。富豪榜上的身价也在逐年递增，但大多数人缓慢积累财富的速度，让他们有了“祖国陌生人”的错觉。不是说机会俯拾皆是吗？为什么自己的手臂稍一伸展，就碰到了天花板？

近来，“现代‘土豪’”的叫法很风靡流行。在新浪微博上，这个热词被提及超过5600万次；英国广播公司竟然也专门介绍其词源、词义等。美国《外交政策》（2013年10月16日）则将此称之为“新土豪时代”，说“每个人都想成为他们的朋友，但没人喜欢他们。他们似乎无处不在，却又总在回避媒体。他们渐渐成为全球奢侈品行业的消费主力。他们是土豪——‘土’意味着肮脏或粗野，‘豪’意味着辉煌和奢侈——他们是中国的贝弗利山人（暴发户的代称），与受过高等教育且不喜欢炫耀性消费的中产阶级有很大不同。当苹果推出iPhone5S智能手机的香槟色版本时，它在中国奇迹般地疯狂流行，由此被称为‘土豪金’。土豪在过去指的是大地主，共产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但如今被年轻人当作流行词汇，开起种种玩笑。”从中国革命史上出名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如今“土豪，我们可以做朋友吗？”的微博发问，这里是一种怎样的联想呢？其社会含义一定是复杂的，但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很容易诱发对富有者们的集体讨伐。差距越大，仇富情结越重。要斩断这条恶链，必须综合治理，比如税收调节、扩大民间投资领域等，而决不仅仅是对民营企业的道德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