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环境下的自由与监管平衡

民营经济法律框架的最终建立，是以政治变革为前提的。如果只在边缘地带进行一些无关痛痒的增益性变革，而不进行较为彻底的政治变革，那么即使这些增益性变革取得成功，也无法为以后的长足发展提供根本的支点。吉拉斯（M·Dijlas）在《新阶级》（The New Class）一书中提出，“真正的司法独立是启动政治变革的关键。”政府应逐渐退出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它无助于矫正“市场失灵”，以理性的法治约束市场行为。对于法律划定的政府和市场边界，应不打折扣地贯彻执行。行政人员不能随意动用手中的权力而贸然越界。

市场经济的完善，必须依赖法治。法治，决定了市场经济是自由与监管的统一，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应是有监管的自由经济，或是有自由的监管经济。就中国现实而言，目前还是监管过多——它会积累严重的“政府失灵”。而一个充满自信的政府，往往是以更多地相信人民大众为特征的。如同产权能产生最有效的自律一样，法治的精髓恰恰是保障最大幅度的自由。因此，监管本质上应是保障自由，而不是遏制自由。

据全国工商联最近的一项调研表明，现有40%的民营企业认为“财产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是当前最大的担忧”，63%的民营企业认为不少富有者移民的主要原因是顾及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而要稳定民营企业家队伍，最根本的办法，非完善法治莫属。只要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民营企业的爱国热情就会进一步迸发，其创业创新的动力就会源源不竭。(www.xing528.com)

未来，将形成高稳定性、透明性和权威性的法律体系，确立有利于民营经济良性运行的法律框架。民营企业在自由与监管并重的法治环境下，有望获得更加健康发展的竞争地位。

但是，什么时候民营企业可以享受到一种法治健全的经济生活呢？如果行政在市场面前不再过于强大，如果司法能摆脱行政依附和自身脆弱而保持应有的独立，那么，这样的未来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