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富贵、疏贫寒何以成为社会现象？

经济体制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停滞、冲突相伴其间，有时难免有失公允。

在中国的市场化变革中，企业组织层面主要分三大板块，即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从出身来看，前两者较“富贵”，后者则要“贫寒”得多。

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大板块以各种方式进行着竞争、妥协与融合。如果仅有亚当·斯密所说“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终点和目的”，自利的动机将会以神奇的效果润滑经济机器。然而，即使是非人格化的组织，也不可能一丝不苟地按照经济规律循规蹈矩地行进。权力机关，看似无关紧要的情绪体验，如偏爱、青睐和轻视等，无声无息地融入这三大板块的交汇结局中，融入的方式不外乎以政策和法律为主。国有企业凭借偏爱有加的政策支持，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跨国资本自进入国门以来，也先后在税收、雇工、土地等政策上享受“超国民待遇”，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堪称优越一族，甚至悄然化身为有特殊意义的中国式公司。唯有民间资本，顺着时间的小径回望，时代越是倒返，就越显狭窄。

构成“嫌贫爱富”的政策环境，主要表现是通过行政而非市场的力量，允许和保持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存在。如在某些领域只让国有企业一家独大，民营企业则缺乏合理合法的进入渠道；银行对国有企业门户大开，民营企业则贷款无门，要扩大规模也找不到匹配的金融支持。尤其是价格管制方面的政策歧视，很让民营企业叫苦不迭。现行的价格管制主要有两种：一为临时性的，在短时间内控制物品的价格。比如2007年后，由于CPI指数较高，为抑制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在2008年1月15日实施了暂时性价格管制政策；一为长期性的，它多半针对石油、电、粮食等关系国家安全的大宗商品。不管是临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价格管制，出发点都是为了平衡宏观经济。而在价格管制方面，最具中国特色的便是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的意思是，一种商品（尤其是生产资料）有两个价格，一是国家控制的计划内价格，一是市场化的计划外价格，其中计划外价格的商品，不但数量少而且价格高。“价格双轨制”的实施，根本目的是减缓改革阻力、推进改革深化，其中为保平稳，自然也顾及了保证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优势。民营企业异军突起，不少国有企业被历史沉疴所累而暮气沉沉，如果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便难有招架之力。为保全国有企业获得生产资料，政府实施“价格双轨制”政策，一定程度上强制民营企业退出原料争夺。

“价格双轨制”生生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拉开一段距离，客观上削弱了前者公平获得生产资料的渠道，由此滋生出一批触碰政策高压线的“倒爷”。严肃的“价格双轨制”，被腐败一搅，大为变味。

至今，能源行业的价格管制仍然存在。“一刀切”式的价格管制，会削弱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调节作用，潜在进入者很难通过正常的竞争渠道进入市场，也容易产生腐败。在能源行业，既得利益者往往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跃跃欲试，但仅是价格管制这道屏障，就让他们难以穿破垄断这道天花板。(www.xing528.com)

“嫌贫爱富”的政策歧视，是对稀缺性资源的错配。某些国有企业的低效或失效已是事实，但因血统“富贵”，就享受“扶贫式”待遇。民营企业竞争活力强，但由于出身贫寒，便担忧其扰乱市场，不时泼一泼政策冷水。这混淆了市场的效率与公平原则，不但市场混乱，也会浪费本来就很稀缺的资源。

国有资本所拥有的体制依赖，民营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相同的政策待遇。不过，即使与外资对弈，民营企业也不是胜算十足。

外资具有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功能。随着1992年开放力度的加大，通用汽车、摩托罗拉、微软、克莱斯勒等大批公司涌入中国，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中国迅速崛起的客观态势，使外资企业认定他们在中国投资前程远大；中国13亿人口的市场基数，让跨国公司狂热地梦想这片热土遍地是金。他们计算中国市场规模的方程式变得异常简单，用中国的人口数乘以某一商品。以13亿作为乘数，算出来的市场成果再怎么令人兴奋都不为过。除了前景和市场诱惑，政策鼓励传递出来的热情，则剥离了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忌惮。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政策中所裹挟的情绪体验也在此消彼长，对外资企业的另眼相看，与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息息相关。以后的事实证明，外资企业对中国的信任显得无比英明和富有远见。中国的某些具体政策阴晴不定，但政策多变付出的代价，大多由民营企业承担。

外资很容易被民族主义情绪警觉，但仅从政策层面，外资比民间资本更容易赢得笑脸相迎，因为“富”。且看各地政府纷纷出台大量优惠政策，其中普遍采用的税收政策是“三免两减半”，即企业创办前三年，全免所得税，后两年减半。在税收比例上，也实行企业所得税“双轨制”，内资企业的税负远远高于外资企业的税负。2006年，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均为33%，但一些特殊区域的外资企业仍然享有24%、15%的优惠。外资还享有优厚的土地政策。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建设用地，可向当地政府申请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政府以土地批租的方式向外商投资企业出让土地使用权。

不同的政策倾向，催生出三大板块不同的博弈砝码，民间资本扮演的往往是夹缝中的角色。政策歧视不但为民营企业增加了成本，也束缚了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彻底改变政策歧视，为民营企业参与竞争创造环境条件，民营经济才会实现真正的健康发展。由此，我们便可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何要如此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