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期待的民间与国家队经济合作模式

站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节点上，我们再次叩问，民间力量与“国家队”应该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未来真正的经济态势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不构成竞争关系，前者更应致力于建设市场经济的环境，为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提供发展条件，进而共同为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各尽其职。要展现这样的“天职”价值，取决于天时、地利与人和。

先看“天时”。从经济理论而言，支持民间资本的声音无疑占压倒多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每个人都力图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既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能够增进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一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种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是他的本意。”20世纪全球学术界的中心人物哈耶克教授坚决捍卫经济自由，他认为，“只有存在私人自由制度的激励，分散在千百万经济人中的信息才有可能被有效地收集和利用。如果没有‘萝卜利润’和‘破产的大棒’，那就不会出现任何制度创新。”

“地利”也至关重要。在中国，政府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对于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甚至决定其生死沉浮。所以，民间力量与“国家队”博弈的关键砝码在于政府决策，而政府决策的依据主要应有两点——是否坚持改革的大方向，以及允许民企发展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来看，尽管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也有过几次大的宏观调控，使民企发展多少产生了一些挫折感，但就整体而言，这一路径正是为广大民营企业“返还”自由的过程。而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已难以动摇，“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似也大可期待了。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有人担心这样会走上凯恩斯之路。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完全不必担心，“目前，我不担心北京会那么蠢。有三点：一、中国的政府已经够大了。二、国有企业的不堪回首，北京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三、提早及加速算好了要做的项目，让劳苦大众落手落脚养自己，远比福利政策高明。”^[1]

不管是“国有企业的不堪回首”，还是“让劳苦大众落手落脚养自己”，归根到底，都是要求政府投资应理性地约束自己，要求国有资本集中提供公共品，让民间资本更多地进入竞争空间。

国有资产的本质应是以直接惠民为目的，而国企改革旷日持久，整整30多年了，还没有完全到位，还将继续“持久”下去。这反映出改革设计和执行层面的双重摇摆。(www.xing528.com)

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恰当的惠民途径。国企改革必须致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即以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为目标。这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而言，意味着必须实现‘战略退出’，将其改制为非国有企业（比如混合所有制企业等）。这是一项脱胎换骨的变革，产权结构将完全不同于先前单一的国有格局。但是，无论有多大困难或风险，国企改革不可逆转，其稳健提速也势在必行。

国资监管不能简单强调国有企业要“保值增值”、“做强做大”，因为中央的明确要求是“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这在相当程度上应主要理解为收缩战线，从过多覆盖的现有状态中摆脱出来，有序实现国有企业的“战略退出”，进而有效实现国有资产（国有资本）的“战略集中”，“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以满足对“市场缺陷”的修补以及市场环境的最优供给。

冯仑写过一篇题为《跨越历史的河流》的文章，指出，“民间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间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今后，随着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民间资本将以数量多、规模小、就业广、人数多为特征，其生存空间将被局限在与国有资本绝无冲突或者国有资本主动让出的领域。面对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这样的认识，多少有点悲观！谁在俯瞰，谁在仰视，还不到得出确切结论的年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隔着一道旋转门，旋转到那边的风景，未必是城池尽失。

2008年，因乳业地震，以硬汉著称的牛根生抛出万言书，称蒙牛站在万丈悬崖边上，“股价暴跌，导致蒙牛股份的价值大为缩水，老牛基金会抵押给摩根士丹利的股票也面临被出售的危险。”一时间，联想集团柳传志、新东方俞敏洪、分众江南春等纷纷慷慨解囊相助。此后，蒙牛又投向央企中粮集团，使之间接持有其14%的股份。牛根生的创业传奇依然令人神往，他的能力与智慧不可低估或偏废。9年前，牛根生曾对《中国企业家》的一位记者说过，蒙牛跟伊利将来哪一天说不定还走到一起……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9年后，蒙牛果然与伊利差不多归属同一个阵营。中粮入主使蒙牛避免被外资收购。而以后的风景是好是坏，则要看蒙牛自己的造化以及与中粮的磨合了。有趣的是，老牛安心做着他的公益事业——有舆论认为，中国的公益事业，目前主要靠捐款捐物，这是初级阶段，又称公益1.0和2.0时代，多为粗放型、偶发性和运动式的行为，而真正的公益应当是成系统的，即3.0时代，多为有特色、有足够幅射效果和可持续性。蒙牛所做的公益模式便颇具3.0时代雏形——完全是别一番沉静与舒展。而伊利经股份制改造后则被认作民营企业，董事长潘刚也已荣任被称为“民营企业的娘家”的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

2009年9月23日，中国最大医药分销商国药控股正式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其中民营企业家郭广昌旗下的复星医药间接持有35.28%股份，而央企中国医药集团实际拥有37.22%权益。早在2003年，两者共同出资成立国药控股，注册资本16.37亿元，上海复星占股49%，其合作是典型的优势互补。国药集团最大的优势是有利于国药控股拿到药品分销领域的牌照，由于拥有上游供应商品种资源优势和全国性网络，话语权很大。而复星医药积累了多年的管理经验，人才济济，整合能力强。至2009年9月，国药控股已拥有30多家分（子）公司，覆盖范围超过40个一级城市、200多个二级城市、5000多家目标医院和20000多家零售药店，堪为资本融合的共赢格局。

未来，出于社会政治稳定的考虑，要形成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领域、民营企业充当竞争主力的经济格局和市场环境，或许仍是一个缓慢的进化过程，尚需继续打足磨合调整的时间成本。此处关健，乃在于“国家队”应如何注入更多的“民营”要素，而“民间力量”怎样成长为真正具有民族符号、竞争力象征和中国气派的“国家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