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担忧：后发劣势的挑战

“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红黄的湿晕，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金锁记》

30余年的日子，不短也不长。时代与商业都在这个千年未有的氛围中面目全非。曾经革命的、激情的、浪漫的以及坚定与崇高的……正变得平稳、现实、功利，甚至平庸和浅薄。隔着30余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大胆揣测：“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事实上，他明显低估了中国人扭转自己命运的决心。许多先行者冒死突破的崎岖禁区，如今几经波折、洗礼和变轨，人们在创富、摆脱贫困以及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景驱使下，坚持“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务实价值观，从不食市场烟火逐渐步入红尘滚滚的市场化上来。经验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仅是空口为凭的空想主义，使后发优势脱颖而出。依据官方说法，就是“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迈开大步”，从国有经济一家独大转型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依据民间说法，则是自由经济的闸门顺畅打开，做生意不用偷偷摸摸，追求财富变得光明正大，且有一大批追随者前赴后继乐此不疲。

然而，在分享“后发优势”的欣喜之余，我们还应看看“守夜者”的说法。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对突飞猛进的中国经济充满担忧，他认为“后发劣势”不可漠视。

所谓“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亦可译为“对后来者的诅咒”，由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落后原本并不完全是坏事，落后国家可以沿着发达国家的轨迹，模仿其技术和管理实现一定的超越。但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内生于制度进步，而落后国家虽可绕过制度演变，直接模仿管理和技术，从而避开制度改革这个发展壁垒，在短时间内取得快速发展，但从长远看，这种模仿优势会潜移默化为“后发劣势”。

杨小凯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后发劣势”：(www.xing528.com)

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功。从俄国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来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我国家电行业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国有企业占主导，这个发展过程是个典型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套设备的进口是技术模仿，不搞私有化就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

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 不利长期经济发展。^[1]

此时为2002年，在欢天喜地的大背景下，杨小凯扮演的显然不是和谐的角色。然而，直到今天，杨小凯所担忧的“后发劣势”仍未消除，依然其势嚣嚣。且看强势垄断被纵容到频擒“地王”，“有所为有所不为”竟演变成无所不为……而一直试图在某些领域突围的民间资本，由于来自茫茫无边的草根，总不能气贯长虹，甚至仍旧暧昧不明，前途叵测。他们会时不时触碰政策与法律的底线，焦虑如同野草狂生，直至大江东去，离当时的初衷越来越远。

同时，我们还不得不承认，以下问题极具普遍性、挑战性：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起步阶段，低水平重复时间较长，难以实现经营规模扩张和企业发展质的飞跃；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素质相对较低，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偏弱，金融危机冲击、宏观调控趋紧等都会催高其关停率；而且，传统制造业的中小微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低端，只能完成简单的初级加工，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相当数量的企业依靠微薄的加工费生存，不少企业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落后、资源利用率低、能源消耗多、环境污染严重，而有些民营企业虽有一定技术特长，但决策能力和管理模式不适应市场发展要求，受随意性和盲目性支配，潜在的决策和管理风险很大。

不断的阵痛，不断的磨砺，也意味着不断的坚韧与强大。过去，民营经济从未放弃向某些垄断领域突进，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与无孔不入的生存法则。未来，也不会止住民间资本向更多产业领域拓展的时代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