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的未来：迎来从业和经营自由

或许，很多人都还记得198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那时社会对民营经济的发展百般疑虑，姓“资”姓“社”的争论掀起波澜，其中甚至涉及党性。

然而，也正是这一年，西方国家兴高采烈地宣称，人类知识突飞猛进，他们争论最多的是花多少钱培训雇员才算值得。在西方人看来，花那么多热情和精力去论证民营经济的是与非，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中国人看来，这样的论证无比庄严和神圣，甚至决定着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的生与死。这也许是由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在我们这个国家，某言某语往往牵涉政治与经济变革的千转百回，而且经济的飓风常由政治牵头。有无数个“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故事，让民营企业战战兢兢。

从偷偷摸摸、做“贼”心虚，到正大光明、济济一堂……民营企业的地位与身份特别是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说明民营企业正在渐次松绑，正在逐步获得自由发展权。

如果生活是一如既往的贫穷，又如何证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优越呢？只有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的富足安定，才会成为国家政治制度优越的有力佐证。而要保证大国崛起以及人民安居乐业，民营经济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既然如此，民营企业在自主从业或经营上，就不该遇到太多的“天花板”。(www.xing528.com)

尽管与以前相比，民营企业已拥有相当一部分自主权，比如可以自主创业、可以合法拥有企业所有权等，但民营企业要在专业化、职业化道路上走得更加彻底，就必须赢得更多的自主权，由此才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成为权责利真正对称的现代企业。因而，不管是基于人们对美好愿景的预期，还是着力营造日益宽松的现实环境，我们都由衷期许：所有制歧视应当彻底废除！政府应当为民营企业彻底松绑！不仅私人产权需要政府松绑，在金融服务、市场博弈以及政商关系上，同样需要松绑。因为除了政府，没有哪个机构能打着合法的名义重写游戏规则，把合法的变成不合法的，或者把不合法的变成合法的。就这一点而言，经济上的命题很容易转化为政治上的争论。

未来，无论是权力还是合法强制力，都将得到合理运用，局部的权利界定将会全面推进，演变为普遍而广泛的权利界定。从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到一个月就相继颁布《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党政机关国内业务接待管理规定》可以看到，中央在从严治党、正风肃纪方面是坚定不移的，而这一定有利于改善民营经济乃至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环境。伴随着中国的民营企业逐渐拥有不容侵犯的从业或经营自由，事物的实质将令人豁然开朗：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约束与自由高度均衡——即约束力很强，自由又得到空前普遍保障——的文明大国。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所追求的理想范式，很可能延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广泛实践，即着力解决在“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从而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路德维希·艾哈德语）。

^[1]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指出有一些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文中所举条文来自后者。